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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莎（第7页）

屋里响起一个嘶哑的声音：“谁呀？”

门并没有关紧。我走了进去。我一眼便看到一位不算十分老的妇女，躺在床上，倚着高高的一摞枕头，满脸憔悴，惊疑地望着我。

“你是干什么来的？”

“我……我找姓李的……”

“啊，你是局里来的吧？”那妇女忽然满脸纹路都抖动起来，指着床前的一把椅子说，“坐，坐吧。你们早该来了。原来不是说上星期日来吗？我等呀，等呀，你们就是不来，我让月梅跟我一块等，死丫头她等到十点就又跑出去了……”

“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有什么好解释的？”她激动起来，喉咙里咻咻地喘，拿起枕边的一叠用铁夹子夹住的信，晃动着，怨愤地说，“他每月来信，都说队里领导跟他打招呼了，只要这边调令一去，那边立刻就放。可是半年过去了，怎么样呢？你们局里连个屁也没放！”

我明白了一点。我看见她下肢是瘫痪的，这可怜的人！而且我判断出她就是李月梅的母亲，因为尽管她是这样地潦倒，而李月梅是那般的妩媚，她们俩人在轮廓、神韵上却有着那么多的相同之处。

正当我要把事情向她挑明的时候，门“砰”地被撞开了，进来了一个衣着邋遢的姑娘，她脸上的皮肤显得粗糙，头发蓬松，一手提着半网兜切面，一手托着半碗黄酱。

一对望，我们两个就都僵住了。

现在我确信世界上并没有乔莎，那不过是一个被表演得很好的角色而已。

李月梅把网兜和酱碗往饭桌上重重地一撂，瞪着眼问我：“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答不出。那瘫痪的母亲用拳头连连捶着床帮，呼哧呼哧地喘着，表示着她的愤怒。可是李月梅看也没看她，就把我拉进了里间屋。

那实际是半间屋。有一张单人床，一个破旧的床头柜，一张破旧的两屉桌，一只木凳，此外就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仔细一望，就看出在固定于两墙之间的铁丝上，挂着三个衣裳架，衣架上是我所熟悉的两件毛线衣和一件灯芯绒上装。两双显然是上街时才穿的鞋，一双半高跟的皮凉鞋，一双灰色的细工布鞋，掸刷得干干净净，摆放在衣架之下。我在她床前的桌上看见了我那三本小说，还有那盘等待着放到三洋牌9930收录机里转动的录音带。

见我的目光仍在屋中搜录着，她便爆发般地把床褥子一掀——“看吧！”——床褥子下面压着那条灯芯绒的喇叭口裤；又弯腰把床头柜狠命地打开——“瞧呀！”——那里头搁着那个淡褐色的考究的手提包；然后，她又转身猛地朝屋角一指——“看呀！”——那儿靠着我看见过的那把红油纸伞。

我痛心地闭上了眼睛。待我再睁开时，她已坐到床上，双手撑着床铺，望着屋角，撇着嘴，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

“这不好，听我说，这不好……”我站在她面前，喃喃地说。

她的神态和语言都恢复了她的本色，她瞟了我一眼，耸耸肩，恶狠狠地说：“有他妈什么不好？我爹调不回来，我妈瘫着，我待业，要我怎么个好法？！”

“人总得有志气，得能够经受住生活的磨炼……你可以自学……”

“谁不自学？！”她跳起来，拉开两屉桌的抽屉，掏出里面的书本，扔到床铺上。我看出里面有英语广播讲座的课本，有《青年自学丛书》中的几种，有一些写了字的本册……她捂住脸，仿佛在哭泣：“太难了！我学不会！没人辅导！没人帮忙！没人要我！学了有什么用？！……”

“可无论如何你也不该跑到社会上骗人……”

她把捂住脸的手挪开，脸上闪着泪光，圆睁着眼睛反问我：“我骗你什么了？！嗯？！”

“我不是说你骗了钱财，我是说，你不该装成你不是的那种人……”

“依你说，我该当一辈子什么人？凭什么我就不能当你不许我当的那种人？……”她紧攥着双拳，眉毛和嘴唇都痛苦地扭动着。

“一个人，总要懂得自爱……”我尽可能用柔和的口气，去打动她的心。

她猛地跳了起来，拼足全身气力反驳我说：“自爱？哼，我倒是自己爱自己。可是谁爱我呢？你自己说过你算是‘上层’的，你只爱跟你同一层的小姐乔莎，你发现我不过是简易楼里的李月梅，你就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别恶心我了，你跑到这儿来调查我，抖我的老底儿，伤我的自尊心，你缺大德了！你还配来训我！”

她一下子冲到桌前，把桌上的书和录音带擂到我手里，脸上的肌肉抖动着，厉声地指着门外，对我嚷：“滚！你给我滚！我没有请你来！你出去！”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出那简易楼的，留在我耳畔的，是李月梅的哭骂声和她母亲尖厉的声……

5

湖里的波光，竟还是那般粼粼。湖畔的长椅，竟时常虚席以待。可是那波光和长椅都不属于我了，因为我失去了乔莎。

大考结束了。我考得不错。暑假已经开始。我天天跑到公园来划船。

我把船划到湖心，然后，仰靠在船尾上，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天上缓缓变化的云朵，冥思默想——对，冥思默想。

有时候，天上的云朵裂开了口子，玫瑰色和金色的光束从口子里射出，使湖上到处跳动着活泼的光斑。沐浴在这样的光氛里，我的心就变得非常宽容，非常温柔。

这时候，我的信念就格外坚定：我原谅一切应当原谅的，我为一切与我有关的虚伪和庸俗而自责，我要为改变一切应当改变的而努力。

1980年6月9日

写于北京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