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后,第一辑《无声集》刊成。封面无图,仅有一行朱砂小字:“此声来自幽暗深处,今始得见天日。”
书中收录了北方窑洞中“我姓张,不是‘张氏’”的墨迹,江南乌篷船上的“此舟即学堂”,敦煌第220窟阿澜留下的梅花印,还有玉门关外苏婉儿写在沙地上的名字。最令人动容的,是一张拓片,来自西南某村一口枯井内壁,字迹稚嫩,写着:“娘,我对不起你。我没逃成,但他们没让我认命。我学会写‘自由’了。”
随书附有一封匿名信:“我丈夫把我锁在屋里三年,不许出门。我用炭在墙上记日子,后来开始抄《千字文》。他发现后打得我吐血,可我还是偷偷写。现在我逃出来了,带着女儿进了城。我想报名做教师,教别的女人写字。我不怕了。”
这本书悄然流传,如同地下河,无声浸润干涸之地。
与此同时,朝廷对女子科考的讨论也日趋激烈。保守派仍坚称“女子入仕,有违天地秩序”,甚至有老学究在朝堂上痛哭流涕,说“若女子为官,阴阳颠倒,恐招天灾”。
可民间呼声已不可遏制。京城几所女子学堂联合举办“模拟殿试”,数百名女生同场作答,试题为《论女子参政之利弊》。答卷中不乏真知灼见,一篇题为《以阴济阳,共治天下》的文章更被传抄一时,其中有言:“男子主外,女子主内,此非天命,实乃人力所限。今机器代劳,妇人亦可驰骋四方。若仍以‘内外’为界,实乃锢智而非守礼。”
此事惊动圣听。皇帝召见主考官,问:“女子真能治国?”
考官答:“臣不敢断言全体,然其中佼佼者,才识胆略,不在男子之下。且她们历经压迫,更知民间疾苦,或较常人更怀仁政之心。”
皇帝沉吟良久,终下旨:设立“女子特科”,每年一次,考选十人,授以文书职,观其成效。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支持者欢呼雀跃,反对者怒斥“败坏纲常”。更有激进乡绅联名上书,要求严惩“蛊惑女子干政”之人。
风波之中,明砚病倒了。
我去探望时,她躺在竹床上,双目紧闭,呼吸微弱。床头放着一本翻开的《薪传录》,页脚卷起,像是被人反复摩挲。她女儿守在一旁,见我进来,轻声道:“娘这几天总念叨一句话:‘灯要灭了……可风太大。’”
我握住她的手,冰冷而枯瘦。
“明砚老师,”我俯身低语,“灯没灭。苏婉儿在玉门关点起了灯,周芸在废墟上重建了学堂,沈昭修复了残卷,thousandsofgirlsinthesoutharewritingtheirnamesonlanterns。风确实大,可树根扎得更深了。”
她眼皮微微颤动,片刻后,竟缓缓睁开了眼。
“是你……”她声音极轻,却带着笑意,“我梦见师父了。她说,她看见长安的灯,连成了河。”
我含泪点头:“是啊,像银河落人间。”
她努力抬起手,指向书案上的毛笔。
我明白她的意思,立刻研墨铺纸。
她用尽力气,在纸上写下三个字:
“继??续??讲。”
然后,头一偏,安详睡去。
大夫说她熬过了最险的一关,但元气大伤,需静养数月。我守在她床前整整七日,每日为她读一段《提灯录》,读到霍七娘在荒庙中教婢女识字那一节时,她嘴角竟浮起一丝微笑。
第七日夜里,我正欲熄灯就寝,忽听院中传来脚步声。抬头望去,只见十余名女子立于月下,皆手持油灯,默然不语。
为首的正是周芸,她上前一步,躬身道:“我们来接林先生回去。明心堂昨夜遭人纵火,但书已提前转移。我们……要继续讲。”
我望着她们手中那一盏盏微弱却坚定的灯火,忽然想起阿澜在敦煌石窟前说的话:“真正的光,不在天上,而在人心。”
我收拾行囊,临行前最后看了一眼熟睡的明砚。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她脸上,宛如覆了一层银纱。我轻轻在她枕边放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灯未灭,风已歇。您教的学生,正在讲课。”
回到明心堂,果然见正厅焦黑一片,梁柱倾颓。可四周厢房完好,藏书尽数迁入地下密室。更令我震惊的是,短短两日,已有三百余封来信堆满案头。
有来自岭南的渔家女,说她每晚教母亲识字,母女俩就着渔火背《千家诗》;有西北驿站的驿卒之妻,组织十余名妇女成立“夜读会”,轮流守灯;最远的一封,来自南洋某岛,署名“陈梅花”,说她祖父曾是紫绡先生门下杂役,家中传下一枚铜灯座,现愿捐给明心堂,并请求寄送教材,她要在岛上办一所女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