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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歧路西东 古文与骈体恩师与岳父02（第3页）

李商隐痛恨李训的志大谋浅、贻误国事，又哀叹文宗的不能知人善任，也对令狐楚的屈从宦官不满，写下了《有感二首》（自注：己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牦诛。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临危对卢植（自注：是晚独召故相彭阳公入），始悔用庞萌。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这两首诗里的观点，也许就是令狐楚的观点。在叙述了甘露之变之后，李商隐忽然一笔宕开，讲起日前皇帝寿宴的事来。文宗的寿宴中，宦官给他安排了自己无法挽救而无辜被杀的王涯所定的音乐。

十一月，文宗召当值学士周墀谈话，以周赧王、汉献帝自比，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诸侯，而自己受制于家奴，还比不上那两位昏君。文宗从此不再上朝，宦官更加胡作非为。风雨飘摇中的大唐王朝不可挽回地急遽败落下去。

这首题为《曲江》的诗，是李商隐在“甘露事变”后作的。当“甘露事变”发生时，李商隐因进京赶考，正借宿令狐楚家。令狐楚对他讲了留宿中书的情形。

令狐楚走后，李商隐到曲江去看。这里本来是一个天然池沼，秦为宜春苑，汉为乐游原，有河水曲折流过，故称曲江。隋文帝以曲名不正，更名芙蓉园，引浐水入曲江。

唐朝恢复曲江旧称，开元年间重加疏浚，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是当时长安第一游赏胜地。安史之乱后，曲江荒废。当初，郑注奏说秦中有灾荒，应兴土木以禳除灾祸。文宗发神策军一千五百人疏浚曲江。

如今再也不见“甘露事变”前文宗用翠羽做装饰的车驾出游曲江景象，更难想象当年玄宗开元盛世时的情形，只隐约听到子夜歌和贫苦百姓的痛苦呻吟。随着曲江水的流动，他把目光投向玉殿中的文宗。听说他刚作了一首诗：“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文宗的内心也是悲凉的。

这使李商隐想起西晋陆机。《晋书》记载，陆机出身名门，是三国名将陆逊之孙，东吴大司马陆抗之子。陆机与其弟陆云文章冠绝一时，时称“二陆”。他自己“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被誉为“太康之英”。陆机家中富贵，在华亭（今上海松江）建有鹤园，养了许多仙鹤。西晋末年，皇室内部斗争十分激烈，陆机始终想跳出党派斗争的漩涡，没能如愿，后因宦官孟玖所谗而受诛，未能摆脱身死族灭的悲剧命运。陆机临死前悲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这和历史上李斯的遭遇是一样的。

《史记》记载，李斯助秦王嬴政灭六国，定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立下汗马功劳，最终也因权力斗争而被宦官赵高腰斩。临刑前，李斯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意思是再想回到故乡去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已经不可能了。从文宗角度考虑，国家将亡，他有可能像陆机一样被宦官所害，死无葬身之地，怎不叫人忧心如焚？

“甘露事变”是李商隐此前经历的最大政治变故。当时的李氏王朝，多么像覆灭前夕的司马氏西晋。从那时起，他已经预感到这种历史性悲剧即将以惊人的类似重现。而他自己正像西晋的书法家索靖。索靖才艺绝人，有先识远量，预知天下将乱，忧虑西晋王室，曾指着洛阳宫门铜驼叹息说，他只能在荆棘丛中见到你了。他是本朝皇室远亲，深深忧虑王朝将倾、天下将乱，于是作了《曲江》：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或可译为：

放眼极望再不见君主车驾经过，

空自在夜半时聆听鬼哭般呜咽。

没有了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美女，

曲江水依旧默默地从皇宫流过。

临死前陆机回忆起故乡的鹤唳，

老迈时索靖忧念王室泪洒铜驼。

经过甘露之变虽使人心摧魂折，

要是比起国运将倾这不算什么。

17．令狐楚病危

令狐楚病危的消息传来时，李商隐正准备去泾川，他接信驰赴兴元（今陕西汉中）。

兴元与西京驿路一千二百余里，斜谷路九百三十里，取骆谷路六百五十余里，快马行五日可达。

路上，一幕幕回闪。开成元年，朝廷任命左仆射令狐楚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山南西道节度使领梁、洋、集、壁、通、巴、兴、凤、利、开、渠、蓬、果、阆、金十五州。兴元元年（784年）升梁州为兴元府，山南西道节度使兼兴元尹，治兴元府。

令狐楚去兴元赴任的时候，邀请李商隐去兴元幕府，李商隐没有答应。在“甘露事变”中，令狐楚不敢触犯宦官，低声下气，这使李商隐不满。更重要的是，王朝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商隐觉得自己是皇室宗亲，急切渴望考中进士，报效国家。

萨特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位法国青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临着选择的困惑：他究竟是参加抵抗运动，还是在家照顾自己的母亲？萨特说：“他也犹豫于两种道德之间，一方面是同情个人情感的道德；另一方面则是范围广泛而真实性值得怀疑的道德。他必须在这两者中作一个选择。”（《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认为，没有人能够先验地对此做出一个答案。

李商隐中进士后，令狐楚屡次来信催他去兴元幕府。李商隐回信说，自从三月初三曲江宴会之后，一直想回济源省亲，回荥阳给亡父及先人添土，只是苦于没有供远行用的马匹，没有筹措足够的盘缠。《庄子》：“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如今刚刚凑足盘缠，已经定于三月二十七日东下：

“前月七日，过关试讫。伏以经年滞留，自春宴集，虽怀归若无其长道，而适远方俟于聚粮。即以今月二十七日东下。伏思自依门馆，行将十年；久负梯媒，方沾一第。”（《上令狐相公状六》）

“虽济上汉中，风烟特异；而恩门故国，道里斯同。北堂之恋方深，东阁之知未谢。夙宵感激，去住彷徨。彼谢掾辞归，系情于皋壤；杨朱下泣，结念于路歧。”“况自今岁，累蒙荣示，轸其飘泊，务以慰安，促曳裾之期，问改辕之日，五交辟而未盛，十从事而非贤。仰望辉光，不胜负荷。至中秋方遂专往，起居未间。”（《上令狐相公状六》）

此时，弟弟羲叟正奉母于济源。济源因济水发源地而得名。济水出王屋，其地相接。隋开皇十六年（596年）置济源县，属怀州。此时，济源境内有济源、王屋、河清三县。本朝废济州及下属三县归入济源，改隶怀州。

《汉书》里说，公孙弘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宾馆，开东阁以延纳贤人。令狐楚知遇之恩未曾报答。他准备回乡省母后，中秋过后，再去兴元幕府效力。

他在信中说，既思念师门，又想念老母，真是歧路彷徨。《列子》：“杨朱见歧路而泣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南齐书》载，谢朓辞谢时曾说，“皋壤摇落，对之惆怅，歧路东西，或以鸣邑”。

李商隐想起了张籍婉拒李师道入幕的故事。李师道当时是平卢淄青节度使，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父、兄、弟三人踞平卢淄青四十年，经常与朝廷对着干。但是李师道只是露出迹象，还没有与朝廷公开决裂。张籍有着传统文人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李师道赏识他，这应该感谢；可是张籍忠于朝廷，这种决心也是不会改变的。

儒学自孔孟创始，到汉代被定位一尊。本土宗教道教、外来宗教佛教始终未能代替儒学的正统地位。本朝毕竟是以儒立国治国，释道不过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点缀。在藩镇任职，遇到幕主图谋不轨，或劝谏或拦阻，或报告朝廷，一有机会就倒戈反正。

为了拒绝李师道，张籍写了一首诗，用古诗以夫妇比喻君臣的比兴手法，一波三折、委婉含蓄地拒绝了李师道的拉拢。这种拒绝写得委婉曲折，表现得既有感情，又很决绝。这首诗就是《节妇吟》（原注：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