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咖啡馆里,他说的那句“没死的有时候比死的复杂”,一直在她脑子里打转。
她在邮件里问他:“你愿意露出脸说几句吗?”
那边回得很快:“不能露脸。”
她又问:“那可以用声音吗?”
“声音都不行。”
停了几秒,又来一条:“可以写字。”
她让他写,他回了一段话,像是用力压过自己那套职业语言之后剩下的:
【我不觉得每一个吃药的人都“活该”。】
【我也不觉得每一个卖药的人都“特别恶”。】
【我见过有人吸了一辈子命都硬得吓人,也见过有人第一次就倒在我面前。】
【我没本事给出什么“怎么看”的答案。】
【我只知道,我在案卷上写“涉毒一人”的时候,心里有时候会想一想,他是怎么走到这一行字里来的。】
她看完这段话,手在键盘上停了一会儿,把其中最直白的一句删了,只留下:
【办案的人,有时候也会想,他们走到这一步之前,是不是有过别的路可以选。】
她把这句话安排在纪录片中段,配的是一条普通城市街景的画面——白天有人在等红绿灯,夜里有人在便利店门口坐台阶。
画面里没有药丸,没有企业,没有谁的脸。只有一条路。
剪辑师看完一版粗剪,挠挠头:“我觉得不错。”
“可我不是审核。”
“你觉得哪段最容易被剪掉?”许苇问。
“那段你把各个采访对象串起来的旁白。”他想了想,“‘他们撑着活着’那里。”
“还有这句。”他点了点屏幕下方的字幕:“‘有些人吃药,是因为他们不敢对着世界说“我撑不住了”。’”
“这句会被说成是在替他们找借口。”
“你删不删?”
许苇看着那一行,指尖在鼠标上停了好一会儿。
“播出版删。”她说,“存档版留。”
她很清楚,有些话不是今晚就该让所有人听见。
硬塞出去,只会把本来还能继续往下讲的故事,生生截断。
·
第二天,晚间新闻。
在一串常规的“政务报道”“民生问答”之后,最后一个板块打出标题:
【深度·他们为什么要吃药】
名字被删掉了“撑着活着”,也没出现“极乐”“远洲”这样的敏感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