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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戏剧（第1页）

30。戏剧

元朝统治时期的杂剧

在20世纪以前，中国没有以纯粹念白形式表演的戏剧。除了念白，所有的戏剧表演同时都包含演唱和舞蹈的成分，所以最好使用杂剧这一概念。杂剧，也被称为北曲或元曲，在公元13世纪和14世纪的元朝统治时期，以及公元15世纪早期达到顶峰。除了杂剧，中国还有两种重要的戏剧，它们分别是南戏和京剧。南戏活跃于公元14世纪早期至17世纪中期，也被称为温州杂剧、传奇或昆曲；京剧也被称为皮黄，自公元17世纪中期才开始盛行，其文学地位却非常低。[167]

戏剧在中国的开端几乎完全不明。结合动作、语言和音乐的娱乐方式在中国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直至公元13世纪中叶左右，才有以文字形式记载的戏曲底本出现。这些戏曲作品大多是杂剧，它们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在此过程中，许多成分共同发生着作用。[168]戏剧很可能与影戏和偶戏一样，都是到唐代才出现的，所有这些戏剧形式都源自印度的范式。[169]当然，自古代起，中国已有仪式和歌舞的表演。[170]它们被接纳到宫廷后，仪式性表演和部分娱乐性表演很早就有了变化。有关杂技和武术的技艺，在汉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后来也成为杂剧的成分，且同时作为独立的技艺而流传至今。汉代就有关于百戏的记述，它主要指的是当众表演的乐舞杂技。唐代出现过两种简单的戏剧形式，即歌舞戏和参军戏。歌舞戏中，一名或多名舞蹈演员以哑剧的形式表演，由伴唱的合唱者演唱故事，这是舞台上表现故事情节的最早证据。参军戏的最简单形式是由两位表演者间的对话构成的，其中一位以参军的身份出场，常以政治或文化批评为题。

印度的影响在后来的戏剧作品里仍可见到，比如在南宋的戏文中。这种戏文是南戏的雏形，出自中国东南沿海的温州地区。在离温州不远的天台山国清寺，人们发现了迦梨陀娑作的《沙恭达罗》的残本。[171]戏剧表演与寺院，以及与城市、农村的寺庙之间的某种密切关系在后来的几百年里仍旧保持着，庙宇常是各地的中心。此外，戏剧与庙宇、与宗教代表之间的关系总是简单的。这也是因为戏剧的主题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是与宗教有关的。在中国，从未有过渎神的戏剧，应当也与此有关。同时，杂剧常被用来宣扬受佛教和道教影响的道德观念。后来的戏剧作品（大部分为杂剧），仍旧会体现出它们的祭祀仪礼的来历，这表现在它们以道德说教为目的，总是试图拨乱世、反诸正，且该目的常常只是暗中宣扬而不直接呈现。

为何杂剧自公元13世纪起盛行，就此问题已有许多解答。大城市的产生以及城市中心的增多肯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许多从前的文职官员在元朝统治时期已不再做官，转而以写曲子为生；[172]而富商长久以来对戏剧的资助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杂剧的产生和发展其实并不以上述诸原因为条件，而应当从各种因素的整体变化中去理解，尤其是其观众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事实上，杂剧应该被看作不同文学和音乐传统交汇的结果，而如今被称为说唱文学的传统对杂剧有着特别的意义。唐代的变文，以及后来词与各式体裁（比如唐传奇中的体裁，还有诸宫调）的结合，对杂剧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文学体裁中，故事情节还是由一位单独表演者来叙述的。而杂剧从这些体裁中借用了曲词与说白相间的结构、连续性的叙述结构，以及表演者在舞台上的自我介绍。在以前的体裁里，这些通常是由叙述者以描述形式来完成的。同样有着以往范式可参考的，是以诗或其他形式的语言描述来创造某种情节背景（甚或某种思想）的环境的做法，它的好处在于不需要复杂的舞台布置。

除了诸宫调，传统杂剧的前身还有两宋时期在城市的勾栏瓦肆间流行的歌舞杂技表演。这种表演当时已被叫作杂剧，而在女真人统治的金代，这种表演也被叫作院本。[173]金代的院本由四段构成，包括有音乐形式的序幕和尾声。整出剧首先是一幕滑稽的独角戏，接着是一幕喜剧，然后是较严肃的情节剧，最后一段常由对农民的愚昧的嬉闹模仿构成。这种四段式结构后来成为元朝统治时期通常被分为四折的杂剧的范式。

比这结构更具特点的是表演者所扮演的角色，这种杂剧有五种角色，分别是末泥、引戏、副净、副末和装孤。副净和副末曾扮演主要角色，但随着演唱的越发重要，前两种角色发展成主要角色。元杂剧中的角色在首次出场时，通常要做自我介绍。主要男性角色叫作正末，主要女性角色叫作正旦，副末和冲末指的是男性次要角色。除此之外，还有孛老、徕儿、卜儿和魂旦等次要角色。也有一些严肃的形象，比如判官或官宦，最后还有丑角。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戏曲的形式是由演出方式，特别是有限的演出空间来决定的。这些戏曲首先在寺庙的场子或院落里演出，后来逐渐产生了三面遮拦的戏台。公元11世纪时，已经出现关于寺庙戏台的记载。因为没有布景，没有写实的道具，观众的想象及其情绪的调动要依赖描述、音乐、唱词和表演者的表现力。表演中，戏目经常被中断，于是不得不休息，休息的时间或被用来演出其他短小的节目，比如杂技，或被用来喝茶。戏目场景的标志性和它们的象征性因而得到突出，而故事情节的发展被相应弱化。[174]

元杂剧被辑录在两部集子里，共162种。其中100种收在由臧懋循（卒于1620年）编纂、于公元1615年刊行的《元曲选》里。散落于各处的其余62种后被收在1959年才辑成出版的《元曲选外编》里。这162种元杂剧大部分由五部分或六部分构成，包括楔子、四折，经常还包括散场。钟嗣成的《录鬼簿》（自序写于1330年）中有当时相关剧作家的记载，并附有收录约320种杂剧作品的目录。钟嗣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杭州度过，因南宋迁都于此，杭州有了重要的意义，勾栏瓦肆也因此而繁盛，且拥有悠久的传统。杂剧在当时是如何风行的，可由以下这一则约公元13世纪末颁布的禁令中得知。禁令这样表述：

诸民间子弟，……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谑，并禁治之。诸弄禽蛇、傀儡，藏擫撇钹……禁之，违者重罪之。[175]

由某些台本里规定的且经常不易被理解的动作可推知，表演伎艺有着久远的历史。通过标准化动作来表现某些特定的行为和感情，成为中国表演艺术固定的组成部分。某些特定的动作代表特定的行为，比如旅行、因失恋而产生的苦闷、谩骂、叹息、给粮食称重、丢失钱财、让杯子掉落、准备宴席、写字、听隔壁房间的动静、相互敬酒、开门、感到寒冷等。此外还有诸如“虚下”的手法，虚下时，表演者只是背向观众。

中国北方是杂剧的故乡，公元13世纪下半叶时，有三处戏曲的中心，分别是诸宫调曾经兴盛的山西南部的平阳路、山东的东平路以及当时元代的都城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些地方生活着那时最著名的杂剧作者，其中最著名也最多产的是关汉卿（约1240—约1320）。有关他的生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176]被认为是他写的剧本有60多种，其中只有18种被完整保留下来，另有3种只存有残本[177]，部分作品有若干不同的版本，其中较早的版本还比较质朴无华，不同于明清时经编者改动过的常配有插图的版本。关汉卿在他的剧本里处理了几乎所有当时流行的题材。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处理梁山泊起义的题材。与当时的杂剧不同，他的剧本的主要角色大多为女性。

他最著名的剧本《窦娥冤》[178]是严肃的公案剧，也被称为悲剧。剧本的楔子里交代，高利贷债主寡妇蔡氏同意免去贫穷的应举书生窦天章的债务，条件是书生得把自己7岁的女儿给蔡氏8岁的儿子当童养媳。第一折讲的是13年后，蔡氏之子已死，书生之女窦娥与婆婆蔡氏两人相依为命。一个流氓和他的儿子张驴儿以敲诈的手段想强迫两个寡妇再嫁，但因窦娥的反抗，这种企图没有成功。在第二折里，张驴儿指望用放了毒药的羊肚儿汤药死蔡氏，这样让年轻的窦娥的境遇变得更糟。但因为蔡婆拒绝喝这羊肚儿汤，最后是张驴儿的父亲喝下了这汤，并中毒身亡。于是，张驴儿指控窦娥谋杀，打算以此让她屈服。但窦娥坚决反抗，张驴儿就把两名女子告到衙门。虽然受尽拷打，窦娥坚决不认罪，但当太守也要严刑拷打她的婆婆时，她认了罪。第三折描写了对她的处决。刽子手同意了窦娥的要求，将一领净席和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窦娥指天为誓，如果她委实冤枉，被处死后，她的血都将飞在白练上，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且自此以后，大旱三年。所有的起誓后来果皆应验。在第四折里，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已经为官，以肃政廉访使的身份登场。在看卷文时，注意到年轻女子因药死张驴儿父亲而被处死的卷文。他把这卷文搁在旁边，睡着了。这时，窦娥的鬼魂出现了。但当他醒来时，这鬼魂又消失了。当他想继续看卷文时，这鬼魂把灯弄得忽明忽暗，把窦娥药死公公案的卷文又放在最上面。这样重复了几次，直到窦天章明白过来，听了窦娥鬼魂的叙述。窦娥的父亲因此要求解送所有涉案的人，在审判中确定了窦娥的清白，找出了真正的凶手。

这故事源出《汉书》里的记述及其在《搜神记》里的扩展，但比之原来的版本已有很大的变动。因迫于自己的处境而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这是中国早期杂剧里反复出现的主题。最后，血缘关系重新得到应有的重视，有时，好心付出的养父母要做出牺牲。大多因贪官污吏的参与而导致的不公，常会在剧末时，因某一与这位被抚养孩子的父亲有着某种关系的公正法官而得到改正。

在关汉卿的《蝴蝶梦》[179]里，因为法官包拯的智慧，王婆不用为保全丈夫王老汉前妻的两子而抵命（王老汉有三子，为报父仇，三人打死皇亲，并被追究责任，而王婆决心牺牲自己的亲生儿子）。这种由公正的法官主持公道的作品在当时非常受欢迎，它们构成了独立的样式。在关汉卿的《陈母教子》里，一位果断坚定的母亲是主要角色。[180]关汉卿剧本中大部分官吏的妾室和寡妇最后会与高级官吏或候补官吏结婚。这表明，关汉卿也希望指出当时的社会问题。

除去他那些以女性为主角的社会批评性的剧本，关汉卿还创作了历史剧，这些剧作以男性为主要角色，内容更多的是关于战斗，比如《单刀会》这部颂扬英雄关羽的作品。[181]自公元16世纪起，王实甫所作的以传奇小说《莺莺传》为底本的杂剧《西厢记》中的第五本，被认为也是关汉卿所作。但这种说法没有站得住脚的根据[182]，这部作品更应该被整体当作王实甫的作品来看待。有关王实甫，我们对他所知并不多。第五本之所以被认为是关汉卿创作的，也许是因为该本与传奇小说的结尾不同。在该本中，追求者张生通过京城的考试，之后成功与莺莺结婚。这部杂剧也受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影响。

除少数例外，在中国帝制时期，文人阶层并不重视杂剧。直至公元20世纪，这种态度才被某种愈发强烈的对民间文学的兴趣所替代。[183]其中也包括对关汉卿的兴趣。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关汉卿才成为最著名的杂剧作者，有时甚至被塑造成“革命的中国的莎士比亚”，他被称为“人民的代言者”“反对不公的斗士”“民主的先驱”等。1961年，剧作家田汉（1898—1968）将自己的剧本《关汉卿》搬上舞台。关汉卿的杂剧作品里，《窦娥冤》重新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如许多其他旧的杂剧那样被改写，并加上带有时代特色的口号，以《六月雪》为题上演，同时作为书而刊行。

另外一位元代著名杂剧作者马致远有7种剧本传世。其中，《汉宫秋》被视为杂剧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这部剧以浪漫手法讲述了汉代王昭君被迫出塞和番的故事。[184]而《黄粱梦》的主题则是解脱。[185]在马致远的其他剧本里，道教以及隐退避世的主题有着重要意义。由于传统批评家专注的是杂剧中的曲子，而马致远也因他的曲子和诗句得到了称赞。除去杂剧中的曲子，他也被认为是最著名的散曲作者之一。此外还有一位杂剧作者孟汉卿，我们熟悉他是因为他的剧本《魔合罗》。[186]

杂剧作者白朴（1226—1306后）实际更因散曲创作而出名。他见于书面记载的15种剧本只有《梧桐雨》[187]和《墙头马上》传世。白朴因前者而闻名于世，其剧本与马致远的《汉宫秋》有某种相似性，白朴估计也受到了马致远的影响。《梧桐雨》以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为题材，虽然情节贫乏，但因作品的曲子和语言表现力而不断受到观众的喜爱。白朴所以能如此出色地发挥自己诗歌方面的才华，可能是因为他在年幼时曾受父亲的朋友、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多方扶持。

此外，非常受人喜爱的杂剧还有《赵氏孤儿》。该剧作者是出生在大都的纪君祥，但除此剧本外，我们对他再无所知。剧本取材于公元前6世纪时的故事。[188]屠岸贾残杀赵盾全家后，赵家只有在其父亲赵盾死后出生的赵武免于此祸。赵武为赵家的门客程婴所救，藏在熟人的家中。当屠岸贾命令诛戮所辖范围内所有六个月以下的婴儿时，程婴按照赵家老臣的建议，把自己的儿子假充赵武藏起来。他的儿子后来还是被杀死。此后不久，屠岸贾把这位程婴当作自己的心腹来看待，让他在自己家中做宾客，并收养了真正的赵武为义子，他当然不知道这就是赵家的遗孤。20年后，这个男孩成长为强壮的男子，最初收养他的这位程婴作手卷描画了赵家的故事给他看，还描画了所有为赵家付出生命的人。赵武获知了自己的身世，迫切地要报赵家的冤仇。第五折写晋悼公要擒拿屠岸贾，命赵武将他“暗暗的自行捉获”。赵武毫不犹豫。此后他“复姓赐名赵武，袭父祖列爵卿行”，复得他的财产。赵家的门客也获得褒奖。公元18世纪时，该剧就在欧洲引起重视，比如在伏尔泰这里。公元19世纪，茹理安（StanislasJulien）将它译成法语（1834年），名为《中国孤儿》，广为流传。

后来，题材成为元杂剧最常用的分类标准。最早的分类出现在夏庭芝（约1316—1368）的《青楼集》中。[189]这部作品写的是当时的声伎和女伶，其中论及不同种类的杂剧，比如驾头杂剧、花旦杂剧、软末泥杂剧以及闺怨杂剧、绿林杂剧。

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1378—1448）撰《太和正音谱》，注明的成书时间是1398年，现存本估计出自公元15世纪末，其中提到另外三种杂剧，即君臣杂剧、脱膊杂剧和神佛杂剧。此诸组剧本外，朱权又提出12科，它们当然与前述种类相连属：

杂剧有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190]

再简单些，这些科可分为四大类，即讲述浪漫爱情的杂剧，多以美满的结局收尾；贯穿儒家内容的杂剧，用来道德说教；宣传道教或佛教道德学说的剧本；讲述隐遁者的剧本。

宋代晚期和元代的南戏以爱情和家长里短为主要内容，而不是以历史和英雄为题材，但还是有些包含英雄题材的剧作残本存世。其中就有以唐传奇《昆仑奴》为底本的《磨勒盗红绡》。故事中，崔生爱上了某勋臣家的姬妾红绡，并为此害了相思病，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他把自己的心事吐露给家中的昆仑奴磨勒。昆仑奴展现出了超凡的本领：他首先打死勋臣府中的猛犬，深夜越过墙垣屋脊，将崔生送到府内，与他爱慕的红绡会面。这位美貌的女子告诉崔生自己被逼为姬的不幸遭遇，请求他和自己共同逃走。磨勒随后背着崔生和红绡飞出峻垣，带他们从府中逃出。次日早晨，勋臣家仆发现红绡被劫走后，勋臣说道：“必定是侠士所为，这事不要声张，以免惹祸招灾。”崔生与红绡自此相亲相爱。两年后，红绡在街上被勋臣家仆役暗中认出，于是事情败露。勋臣遂命手下兵丁围住了崔生的院落，擒拿磨勒。磨勒却飞出高垣，不知所向。据说，十多年后，磨勒在集市上买药，“容颜如旧耳”。

在中国北方，英雄题材的剧本比在南方多，这些剧本特别喜欢使用水泊梁山农民起义故事中的段落和内容。该题材涉及的主要是北宋末年宋江等36位好汉，它最早的文学加工出现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后来，这个题材被扩展成长篇小说《水浒传》。宋江最后投降朝廷，招降后还被派去讨伐方腊。《水浒传》据称是施耐庵于元末（约1330年）写成，最初的36位好汉也变成了后来的108位好汉。

梁山好汉里有位名叫李逵的尤为突出。元代的观众肯定非常喜欢这个形象，6位作者的14种传世作品中都写有李逵的故事。[191]李逵的形象天真烂漫，胆大敢为，总是同情被压迫者或弱者，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元代北方的戏曲对李逵形象的表现也受到了戏曲表演形式的影响，因为只有男主角和女主角演唱，所以李逵必须有相应的表演者来扮演，而扮演者通常是位庄严的、有肚子的男中音。后来，这个形象常由脸谱角色，具体来说，是由“净”的角色来表演，所以可以更为粗暴，而少些庄严。

公案剧中有种特殊的形式叫作平反公案剧。[192]已经提到过的杂剧《魔合罗》和《窦娥冤》都属这类公案剧。其他传世的此类作品包括《神奴儿》《勘头巾》《救孝子》《金凤钗》《灰阑记》。在所有这些作品里头，第一折或第二折里都会出现某种判决，而这种判决会在末尾经重新审理而被更正。

在无名氏所作的《神奴儿》里，女子勒死了丈夫醉酒后抱至家中的侄子。由于找不到男孩儿，在第三折里，梦里已经被告知真相的家仆和孩子母亲被控谋杀。严刑拷打之下，母亲承认杀子。最后一折里，包公出场，审理这段公案。最后，借助招来的死者鬼魂查明案情，真正的罪犯被惩罚，公正得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