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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作家是艺术家还是人民的传声筒（第2页）

旧有的剧本在改编过程中经常会有非常大的改动，例如曹禺创作于1934年的《雷雨》在重新搬上舞台的时候，带有宿命论特征的基本情节就被代之以更加明确的革命性。老舍小说《骆驼祥子》被改编后，也与原作有了非常大的区别。人力车夫祥子在结尾处不再是万念俱灰，一个以前的同行当上了工人，他给祥子指出了未来的方向。历史题材也经常出现，不过总或多或少地对社会现实或刚发生过的事进行评论。所有话剧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老舍的《茶馆》，这也是中国话剧的一部杰作。

为了能够让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旧社会的丑陋一面（腐败、压迫、剥削和饥饿），老舍在1957年创作了《茶馆》这部三幕话剧，1958年3月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251]三幕的地点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北京的一个茶馆里。第一幕是在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第二幕的时间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第三幕则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舞台剧对于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政治教育作用最为显著的例子，是1965年底遭到批判的《海瑞罢官》。这部剧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09—1969）的作品[252]，这部历史剧被认为是用海瑞影射1959年被免职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这种解读中被强加进了别样的含义。

从1966年到1976年，话剧在这段时间内基本没有什么作为，戏剧舞台被包括五部京剧、两部芭蕾舞剧和一部交响音乐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占据。直到1973年，对话剧的禁令才开始有所松动。不过一直到1977年，话剧才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并且在短时间内就涌现出大量的新作品。从1977年到1987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57部话剧中，有48部都是新创作的，9部是以前剧院的保留剧目。在这48部新作品中，23部是现实题材，另有3部历史剧，3部讲述1949年前的革命史，11部是外国作品。

1977年后，戏剧的发展中呈现出多个新的潮流。[253]最早的一些作品讲述了“文革”时期的故事以及人们对这段被视为压迫时期的愤怒。“文革”后的早期话剧作品中有一部分是由业余作家创作的，其中，1978年的两部话剧《于无声处》[254]和《丹心谱》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之后的几年中，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内的“四化”成为诸多作品表现的对象。此外还有很多历史题材的作品，既有表现革命史的，也有取材于更早历史的。20世纪30年代便已成名的曹禺1978年的剧作《王昭君》大获成功，他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思想解放、自信，为了国家政治需要而牺牲自己爱情的有担当的年轻女性形象。另外，一些老一代的作家也创作了新的戏剧作品，例如陈白尘（1908—1994）的《大风歌》（1979年），在这部剧中，作者讲述了汉朝建立者刘邦死后的各种权力斗争。北京人艺的重要作品有1986年秋天推出的《狗儿爷涅槃》，作者是生于1938年、从1982年开始为北京人艺创作剧本的刘锦云。

“文革”后的文学创作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领域的自由空气激发了文学创作的灵感，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有大量的新作品出现，特别是中短篇小说。[255]这是“新时代的文学”，但这种自由化也面临着威胁，因为它不断会被各种运动终止，例如从1983年开始的“反精神污染”运动。[256]这个时期整体上的特点就是对新艺术表达形式的不断追求，外国文学和艺术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促进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五四运动曾激发了人们对欧洲古典时期及浪漫主义时期作品的关注，文坛一度繁荣。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外国文学的各种潮流又受到重视，这时的文坛再度繁荣。但是这一次，文学必须为大众服务。

这次新的繁荣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暂时告一段落。王蒙曾在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激动地说这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257]，到此时，这个时代也宣告结束了。不过，知识分子和文学家在此前就已经一再被批评脱离群众和现实。

“文革”的结束，粉碎“四人帮”，以及与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方案等所产生的影响，在“伤痕文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伤痕文学最著名的小说有刘心武（1942年生）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和卢新华（1954年生）1978年发表的《伤痕》[258]，“伤痕文学”也因后一篇作品而得名。这两部作品与其他一些作品一起被收录在1978年的文学作品集《醒来吧，弟弟》中。刘心武的《班主任》探讨的是“文革”后“失落的一代”重新融入的问题。班主任张老师希望让一个拘留后被释放的犯罪少年进入自己的班级，小说讲述了张老师如何说服立场坚定，但思想保守、心胸狭隘的班级团支书，整部作品都体现了“挽救被‘四人帮’毒害的青少年”的口号。这种“暴露文学”的文学价值与其“暴露”程度是不相符的。但《班主任》这部作品从1285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被评为1978年最佳短篇小说。刘心武在小说中探讨的是克服“文革”所造成的后果之困难，而卢新华的《伤痕》讲述的则是组织机构的问题以及“文革”对人造成的直接的心灵伤害。一个年轻女子去探望自己获得平反的母亲。在“文革”中，女子因为母亲被打成反革命而深受伤害，进而与母亲决裂。去探望母亲的路上，她回顾了过去的几年。等她到达的时候，母亲已经因心脏疾病去世。年轻女子感到自己荒废了青春岁月，被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理想欺骗，她当着在母亲灵床前遇见的曾经的男友发誓说，永远不会忘记“四人帮”给她留下的伤痕。“伤痕文学”之后的“反思文学”开始脱离政治话题和说教，转而关注现实生活，并尝试解释发生“**”的原因。这类作品中包括莫应丰（1938—1989）的《将军吟》（1980年）以及古华（1942年生）的《芙蓉镇》（1981年）。对“文革”时期的描写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仍在继续，但一些作家已经开始使用新的表达方式，例如《北京人》用了收集口述实录的方法。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开始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一些此前还被视为禁忌的题材开始出现，例如爱情和性。一些作家在回顾了过去之后，现在似乎开始更专注于现实题材。

但在1981年时，一些作品受到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例如作家白桦（1930—2019）的电影剧本《苦恋》。延安精神不断被人提及，用以反对毛泽东在1942年就曾经提到过的“暴露文学”：

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259]

新的文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定题材和文学潮流吸引到的是不同年龄段的群体，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波澜起伏的政治生活也用非常特殊的方式在影响着人们。1987年底，中国作协的3012名成员中有大约80%的人年龄是在55岁以下的，不过这些人并不全都是作家。这些作家中有一部分非常年轻，他们是“文革”后才进入公众的视野的，其中不少人属于所谓的“中生代”，他们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口号下开始写作，为的是“了解生活”或“深入生活”。[260]这些人中就包括王蒙、邓友梅（1931年生）和宗璞（1928年生）。宗璞在1957年被作为“右派分子”遭到了迫害，或者至少是被迫沉默，她后来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一些别致的文学性。[261]这个年龄段的其他作家，例如张洁，还有以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成名的张贤亮（1936—2014）[262]都是从1976年之后才开始写作的。

在“新时代文学”中涌现出了一批很有天赋的女作家，例如张洁（1937年生）[263]、谌容（1936年生）、张抗抗（1950年生）[264]、张辛欣（1953年生）、铁凝（1957年生）、王安忆（1954年生）[265]和戴厚英（1938—1996）。张洁在大学阶段学习经济，毕业后曾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8年，她凭借小说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首次引起关注。在小说《方舟》（1983年）和《沉重的翅膀》（1981年）[266]德文版获得成功之后，德国又出版了一卷她的讽刺作品集[267]，主要为中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她讽刺了官僚主义的荒唐与效率低下。

谌容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戏剧作品，后来又创作了长篇小说以及大量中短篇小说。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1980年）[268]被改编成电影，作品讲述了一个无私奉献的女医生如何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压下垮掉。1938年出生的女作家戴厚英凭借1980年发表的小说《人啊，人！》成名，这部小说可以被看作作者对自己“文革”经历的回顾。[269]后来，戴厚英和她的小说《人啊，人！》成为攻击的对象，因为她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写作的方式，她被说成是“现代主义”一派的作家。

张辛欣属于新一代的女作家，她的小说《我们这个年纪的梦》（1982年）[270]描述了一个夹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年轻女性的情感世界。年轻女人在婚姻中争取平等和爱情，同时追求事业上的发展，但都徒劳无果，作品描述了这一过程中年轻女人和她丈夫的情感变化，类似的题材张辛欣在《在同一地平线上》（1981年）[271]中就曾经写过。这位女作家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是凭借她与桑晔合作完成的口述实录作品《北京人》（1985年）。[272]

在“文革”结束后的改革时期，有很多作家创作了描写改革反对者及改革支持者的中短篇小说，例如蒋子龙（1941年生）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讲述的就是工业领域进行必要改革时领导干部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过很快地，一些描写更为细腻委婉的作品出现了，在这些作品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的命运。

“乡土文学”要创作更贴近农民生活的作品，使其更易为农民所接受。这些作品以作者在地方的经历或对家乡的回忆为题材，采用流行的表达形式，或是用一些特别的方言表达。例如高晓声（1928—1999）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文学形象陈奂生，在《陈奂生上城》[273]中，他讲述了经济改革及其对农村生活的影响。利用这类题材写作的作家，因此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带有社会批判性质的乡土小说传统产生了联系。乡土小说由著名的作家鲁迅、沈从文开创，与农民革命运动有密切联系的作家赵树理和孙犁（1913—2002）将其继承发扬。同样创作这类作品的还有作家刘绍棠（1936—1997），他在小说《蒲柳人家》（1980年）[274]中，从一个六岁少年的视角，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农民的生活和斗争。刘绍棠认为只有扎根在家乡，并且只有从本民族的文化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艺术，他的这种非常狭隘的观点体现在了他对乡土文学或“乡土小说”的要求里，而其他的乡土作家则反对他的这种观点，其中甚至包括他的老师孙犁。[275]乡土小说也形成了各地区的不同特点甚至流派，例如因小说《人生》（1982年）成名的路遥（1949—1992）就可以算作乡土小说中的“西部派”。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用多种多样的形式批评了农村文化，但同时也对这种文化表示了认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现了很多为群众创作的宣传作品，不过，这些作品采用了旧有的形式，特别是“连环画”。[276]有一些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是偷偷发表，例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这部作品在1968年到1976年间几乎传遍中国，并在1979年正式印刷出版。作品带有当时民间文学的典型特征，故事的主人公处处都很成功。在书中，爱情故事和间谍事件交织在了一起。张扬从1963年刚刚20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第二次握手》已经是他的第七部作品。

“文革”后的文学创作一开始对文学性要求是相对较高的，之后就开始有大量的通俗文学涌向图书市场，这些通俗作品有意识地迎合了更广泛读者群体的审美旨趣和需求。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中国人在对外开放浪潮中，对自身身份认同感到迷茫，对自身传统的兴趣反而提高，从五四以来不断被提及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如何与西方和日本地位平齐，但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特点？同时，这种对过往的关注又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伦理准则。

新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官方的文化政策也影响了诗歌的创作，诗歌因此穿上了“官方的服装”，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段时期除了一些民歌和少量的几首诗，诗歌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品。直到“文革”结束，在被称为“北京的春天”的时期（1978—1980），才开始有年轻作者的新诗面世，他们用这些诗来表达对自身所遭受的不公的抗议。这股潮流的开端是1976年4月5日北京上百万群众聚集于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277]

将个人及其情感放在首位的诗被称为“朦胧诗”[278]，这些诗表达了对中国现实的不满，因此一开始只是私自印刷的“地下文学”，在一些非公开出版的杂志上流传，例如1978年至1980年间由北京作家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参与出版的《今天》。“北京的春天”末期，随着新编辑进入公开出版的文学杂志的编辑部，这些“朦胧诗”也开始在这些杂志上发表，其中最重要的杂志是《诗刊》，而这些诗人也开始被人称为“朦胧诗派”。但是很快地，针对这些新诗就开始出现些半官方的批评，1983年10月起明确对这种新诗以及一些创作新女性文学的女作家提出了批评。[279]创作这些诗的诗人认为这些“朦胧诗”是自我对病态社会的反思，成为衡量一切准绳的应该是人和人的内心。[280]“朦胧诗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北岛、[281]顾城（1956—1993）以及女诗人舒婷（1952年生）[282]，他们有意识地为自己的那一代人代言。北岛（他只在诗歌作品上使用这个笔名，在小说作品上使用的是其他笔名[283]）的《回答》是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刊于1979年，根据顾彬的观点，这首诗可以被视为那个时期“中国青年一代最有代表性的诗”。这首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284]

顾城的《感觉》写于1980年，这首诗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希望的表达：

路是灰色的

楼是灰色的

雨是灰色的

在一片死灰中

走过两个孩子

一个鲜红

一个淡绿[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