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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作家是艺术家还是人民的传声筒（第3页）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在中国之外创作的中国作家数量大幅增加。[286]

中国台湾地区和海外的文学

在清朝末年，年轻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会到海外，时间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他们在那里继续上学或接受培训，之后重新回到中国。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会离开更长的时间，甚至永远离开故土。由此便形成了海外华人文学以及那些彻底移民国外的华侨创作的文学。台湾处于一个中间位置，下文中也将主要说到台湾的文学。[287]但总体来说，中国文学已经具有了国际性，且这种国际性在中国之外更具影响力。[288]

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由于与西方世界的联系紧密，大量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作家去往其他国家，其中尤以去往北美地区者居多。因此，我们所说的台湾文学也包括那些居于海外的作家作品。由于台湾的新闻审查制度，他们也不时地在台湾之外发表作品。[289]

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文学从许多方面看都可以说是贫乏的。一些未赴台的重要作家在五四之后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遭到台湾的禁止。文学上的这种与过去几十年重要发展相脱离的状况，使得台湾文学一片荒芜景象。只有以反共为宣传目的或是美化旧传统的作品才能够出版，因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台湾几乎都没有出现过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学作品。

20世纪50年代值得一提的实际上只有姜贵（1908—1980），姜贵1948年来到台湾，1952年在那里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旋风》。[290]大陆地区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40年代早期的社会现实构成了他这部作品的背景。不过，在台湾的重要作家中，姜贵始终是唯一一个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

直到《文学杂志》（1956年创刊）出版，文学领域的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除姜贵之外，又出现了其他作家，其中，白先勇（1937年生）和於梨华（1931—2020）很快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们的作品以那些从大陆来到台湾或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为对象。白先勇的小说多数是在美国创作，1971年以《台北人》为题结集出版。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带着深深的“失去”中国的烙印，所以这些人最后总是难逃失败，例如《谪仙记》中的李彤。《冬夜》讲述了一个讲授英国文学的教授，他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由于对台湾的生活感到失望，他动了移民的念头，但由于一次严重的车祸而无法实现。一个从美国回来作短暂停留的朋友告诉这位教授说，自己虽然很成功，但是在美国并不感到幸福。他们代表了20世纪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两个人最终都无法离开让自己感到不幸福的地方。[291]20世纪60年代末，新一代的作家登上文坛，其中很多人在台湾出生，并且不属于1949年才到这里的流亡者家庭。其中特别出名的包括黄春明（1935年生）[292]、陈若曦（1938年生）[293]、陈映真（1937—2016）、林怀民（1947年生）、王文兴（1939年生）、王祯和（1940—1990）[294]、张系国（1944年生）[295]、杨青矗（1940年生）[296]、七等生（1939—2020）[297]、欧阳子（1939年生）和水晶（1935年生）。他们中的一些人深受台湾乡土文学的影响，虽然不断有来自政府方面的禁令，但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文学潮流在台湾的小说创作中仍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自由化，甚至有一些政治讽刺作品得以出版，例如黄凡的小说《赖索》、张系国的小说《黄河之水》（1979年）。

新的乡土理论家不再接受将农村等同于中国文化、城市等同于西方（这几乎与同时期大陆的倾向一致）的刻板做法，包括尉天骢（1935—2019）在内的乡土理论家秉持了一种精英立场。而这种类似于“农民思想”的态度也与“文革”后的大陆一样，又遭到了“知识分子”们的抨击。[300]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乡土理论家都有这样的观点，他们之后形成了两个阵营：市民派中除尉天骢外，还有陈映真[301]；农民派的重要代表则是王拓。

台湾文坛这种自我意识的不断变化也体现在1970年前后关于诗歌的讨论中。这次讨论主要是对现代诗，以及一些现代诗人充满个性、特立独行的做法进行批评，这些诗人几乎比小说作家提前10年接受了西方的现代主义。这次讨论最后以对叶维廉主编的《中国现代诗歌》（Moderry）[302]的评论结束。在台湾的叙事文学还没有体现出现代性的时候，诗歌领域就已经出现了新的发展，这与纪弦（1913—2013）这个名字以及他主编的杂志《现代诗》（1953年至1963年刊行）密不可分。纪弦成立了一个诗社，该诗社摒弃传统，学习西方，尝试以波德莱尔等人为范例推进现代诗的发展，当时的主题词是“移植”而非“继承”。[303]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纪弦自己就已经离开了这个诗社。正是在这股潮流和类似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很快出现了新的诗人团体和杂志，例如《蓝星》，特别重要的还有《创世纪》（1954年至1970年刊行）。《创世纪》的影响力最大，它不但特别关注现代欧洲的诗人，甚至还会为某些作家发行特刊。就这样，一些诗人开始形成自己的具有现代性的风格，已经不同于较早时期以模仿西方作家为主、诗作有时读起来像译文的李金发和戴望舒。这些新诗人包括余光中（1928—2017）、痖弦（1932年生）、洛夫（1928—2018）、周梦蝶（1921—2014）、郑愁予（1933年生）等。这些诗人始终很清楚自己必须在接受、吸收西方诗歌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第一年结束的一篇介绍办刊计划的文章中，王文兴以主编的名义，对台湾本土的艺术表达了不满，并表示创办杂志的目的是在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关注欧美现代文学的发展。所以，这份杂志能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新小说作家发声之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里面包括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以及“文革”期间留在中国大陆的陈若曦。这些作家早期的小说清晰地体现出了他们所模仿的对象，记录了文坛尝试新小说形式的试验。但是之后，他们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除台湾外，香港和新加坡也体现出自己的文学发展脉络。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政治条件，这些地方的文学与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在香港，居民特殊的民族背景就对文学产生了影响，这个地方的居民除了广东人，还有来自中国东南部的少数民族，他们都保留着各自的文学传统。[305]

尽管有大量新的潮流以及对其他文学的吸收，但是中国文学直到20世纪末依然在很多方面保持着过去几百年间的传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所使用的意象和题材上，也体现在作家与社会及国家的关系中。限制的存在同时也激发了对限制的消解和克服，从中恰恰能够看出中国人思想世界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学始终就是在适应与抗争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一点或许比在其他任何一种文学中都更加明显。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中国文学都始终在帮助中国人认识自我，同时也为旁观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精神提供途径。

[1]　见LeoOu-faeraryTreforModernity，1895-1927（《文学趋向：对现代性的寻求》），载J。K。Fairbank（费正清）编的TheCambridgeHistoryofa（《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1期（1983年），第451—504页。

[2]　见LeoOu-faheRomaionofModerers（《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剑桥，马萨诸塞州，1973年。

[3]　见R。S。Britton的TheesePeriodicalPress1800-1912（《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海，1933年；另见W。Mohr（蒙苇）的Diemoderagespresse。IhreEntwiTafelnuen（《现代中国日报的发展：图表与文献》），威斯巴登，1976年。

[5]　关于报刊对于文学传播的意义，见LeoOu-fanLee（李欧梵）、A。J。Nathan（黎安友）的TheBeginningsofMassCulture:JournalismandFitheLategandBeyond（《大众文化的开端：清末及以后的新闻与小说》），载D。Johnson（姜士彬）等编的PopularLateImperiala（《中华帝国晚期的通俗文化》），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1985年，第360—395页。

[6]　关于梁启超的文学影响，见M。Lee（陈顺妍）的LiangCh'i-ch'ao（1873-1929）aeraryRevolutionofLateg（《梁启超与清末文学革命》），载SearchforIdentity。ModerureasinAsia（《对身份的找寻：亚洲现代文学与创造性艺术》），悉尼，1974年，第203—224页；H。Martin的ATransitioofeseLiterature1897-1917。LiangCh'i-ch'aooryReform，HistoricalDramaaovel（《关于中国文学的过渡性概念（1897—1917）：梁启超论诗界革命、历史戏曲与政治小说》），载OE第20期（1973年），第175—216页。

[7]　见R。Murphy的ShaoModerna（《上海：现代中国之关键》），剑桥，马萨诸塞州，1953年。

[8]　关于严复，见B。Schwartz（史华慈）的InSearchofower。YenFua（《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剑桥，马萨诸塞州，1964年。

[9]　见C。T。Hsia（夏志清）的YenFuandLiangCh'i-ch'aoasAdvoewFi（《新小说的倡导者：严复与梁启超》），载A。A。Rickett（李克）主编的eseApproachestoLiteraturefromfuciustoLiangCh'i-ch'ao（《中国文学方法：孔夫子至梁启超》），普林斯顿，新泽西州，1978年，第221—257页。

[10]　见E。S。Rawski（罗友枝）的EdudPopularLiteraga（《清代中国的教育与国民识字率》），安娜堡，密歇根州，1979年。

[11]　见K。Belde的Saomang。Kommuisieruiml?ndliavomJiabiszumEndedesGrsna（1933-1960）（《扫盲：共产党在中国乡下普及识字的工作〔自江西苏维埃时期至大跃进时期（1933—1960）〕》），波鸿，1982年。

[12]　关于采用来自日本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名词，见W。Lippert（李博）的EntstehungundFunktioneinigeresischermarxistischerTermini（《若干中国马克思主义专有名词的产生与功能》），威斯巴登，1979年。

[13]　关于缠足的历史，见H。S。Levy的eseFootbioryofaCuriousEroti（《中国的缠足：一种奇特性风俗的历史》），纽约，1967年。

[15]　见M。Freudenberg的DieFrauenbewegunginaamEndederQing-Dynastie（《清末中国的女性运动》），波鸿，1985年；R。Witke的TransformationofAttitudestowardsWtheMayFourthEraofModerna（《近代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对女性态度的转变》），安娜堡，密歇根州，1971年。

[16]　别集名为《秋瑾集》（北京，1960年；上海，1979年新版）。《精卫石》的德译本，见eGipouloeinedesVogelsJingwei。QiuJin。Frauuion?rindes19。Jahrhus（慕尼黑，1977年）。

[17]　见M。Bakin（冉玫铄）的TheEmergeneheg。TheCaseofCh'iu（《清末女性的出现：秋瑾》），载M。omey（《中国社会中的女性》），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1975年，第39—66页；关于秋瑾的生平，见郭延礼著《秋瑾年谱》（济南，1983年）。

[18]　见M。Dolezelova-Velingerova（米列娜）主编的TheovelattheTurury（《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多伦多，1980年；N。G。D。Malmqvist（马悦然）主编的ASelectiveGuidetoeseLiterature1900-1949（《中国文学指南》）卷一（莱顿，1988年）；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处于基础地位的是阿英，即钱杏邨（1900—1977）的研究。

[19]　见S。Blader（白素贞）的San-hsiawu-yiandItsLinktoOralLiterature（《〈三侠五义〉及其与口头文学的关联》），载operlPapers（《中国演唱文艺学会论集》）第8卷（1978年），第9—38页；S。Blader的ACriticalStudyofSan-hsiawu-yiaionshiptotheLung-t'ukung-anSong-Book（《关于〈三侠五义〉及其与〈龙图公案〉唱本关系的批评性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7年。

[20]　德译（节译）本，见F。Kuhn的WenKang。DieschwarzeReiterin（《文康所作的〈女侠〉》），苏黎世，1954年。

[21]　英译本，见LiuShihShun（刘师舜）的VigheLateg:BizarreHappewoDecades（《晚清写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香港，1975年。

[22]　关于李宝嘉，见D。Lancashire（蓝克实）的LiPo-yuan（《李伯元》），波士顿，马萨诸塞州，1981年；关于《官场现形记》，见W。BettilerischeMethodeLiBoyuaanseinemWerkAufzeiüberdieheutigeenapparat（《李伯元的艺术手法：以其作品〈官场现形记〉为例》），洪堡大学，柏林，1964年；Chr。Ruh的DasKuan-gHsien-hsingBeispielfürdenpolitisanderausgehendeng-Zeit（《〈官场现形记〉：晚清政治小说的代表》），法兰克福，1974年。

[24]　译本，见H。Kühner（屈汉斯）的LiuE，DieReisendesLao（法兰克福，1989年）；H。Shadick的LiuT'ieh-yüravelsofLaoTs'an（伊萨卡，纽约州，1952年）；XianyiYang（杨宪益）、GladysYang（戴乃迭）的LiuE，TheTravelsofLao（北京，1983年）。

[25]　关于曾朴，见PeterLi（李培德）的TsengP'u（《曾朴》），波士顿，马萨诸塞州，1980年；节译本，见I。Bijon的ZengPu，FleursurL'Odespéchés（无出版地，1983年）；R。dey（张磊夫）、LiuTs'un-yan（柳存仁）译的TsengP'u，AFlowerinaSiions（《译丛》）的特刊《平庸小说》第1718卷（1982年），第137—192页。

[26]　这本用吴语写成的小说的部分由张爱玲译成英语：HanPang-g，Sing-songGirlsofShaions（《译丛》）第1718卷（1982年），第95—110页；张爱玲还将全书译成现代汉语。关于《海上花列传》的研究，见Stepheng（郑绪雷）的SomeAspectsofFlowersofShanghai（《〈海上花列传〉的若干方面》），载TamkangReview（《淡江评论》）9。1（1978年），第51—65页；Stepheng-songGirlsofShanghaiandItshods（《〈海上花列传〉及其叙事方法》），载Renditions（《译丛》）第1718卷（1982年），第111—136页。

[27]　关于鸳鸯蝴蝶派小说，见P。E。Link（林培瑞）的Traditional-StylePopularUrbanFitheTeeies（《一零和二零年代的旧体通俗城市小说》），载M。Goldman（梅谷）主编的ModerureintheMayFourthEra（《五四时期的现代中国文学》），剑桥，马萨诸塞州，1977年，第327—349页；P。E。Link（林培瑞）的MandarinDudButter??ies。PopularFiEarlyTweuryeseCities（《鸳鸯蝴蝶：20世纪初中国城市中的通俗文学》），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1981年。

[28]　C。T。Hsia（夏志清）的Hsü-ya'sYü-lihun。AnEssayioryandCriticism（《徐枕亚的〈玉梨魂〉：一篇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论文》），载Renditions（《译丛》）第1718卷（1982年），第199—240页。

[29]　节译本，见S。BorthwigHen-shui，FateinTearsandLaughter（《张恨水：〈啼笑因缘〉》），载Renditions（《译丛》）第1718卷（1982年），第199—240页。

[30]　见P。A。（柯文）的BetweenTraditioy。WangT'aoandReforminLatega（《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中国的改革》），剑桥，马萨诸塞州，1974年；另见R。S。Britton的TheesePeriodicalPress1800-1912（《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海，1933年，第41页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