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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全世界在强烈感知来自中国岭南地区古老文化震撼的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早已逝去2000年的南越国兴亡的回顾与追思。

赵佗死后的南越国

南越国经历了69年风风雨雨之后，号称“南天一柱”的赵佗归天，正如丞相吕嘉所言：圣王一去，从此南越国将不复存在矣！

当南越王赵佗讨伐长沙成王时，赵佗威名大振，闽越王一时役属于南越王。但到了汉武帝建元四年，即南越王赵佗仙逝的公元前137年，闽越国趁赵佗亡故，新君刚立，国内人心未定之机，出于自己狭隘的私利，竟悍然发兵侵略越、闽相倚边界的蒲葵关，并向南越国境内逼进。

显然，闽越此举是一场毫无理由、乘人之危的侵略性战争。战争发起突然，南越人无法预料。

就地理位置而言，闽越王国位于南越国的东方，以闽江流域为中心。在秦汉之际，闽越人的活动范围为东及于今台湾、澎湖、琉球等海岛，西则直达赣东北等地，但以今福建省境内为最多。

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存在着闽越王国，由首领无诸统治。后来，秦平闽越，以其地置闽中郡，将无诸废为君长。相传是“越王勾践之后”的无诸对此不满，盼望有一天能恢复王位。秦末，天下大乱，无诸趁机率领闽越人投奔鄱君吴芮而“佐汉”，及至刘邦称帝，建立西汉王朝，无诸也因佐汉有功，得以在公元前202年复立为闽越王，恢复了在闽越地区的统治地位。公元前196年，赵佗也受汉朝册封，建立了南越王国对汉的臣属关系。所以，两国在名义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初期阶段。

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春，吕后下诏禁止与南越交往，赵佗遂抗汉称帝并发兵攻长沙国，败数县而去，又阻击南下的汉军，终使汉军未能逾岭。赵佗这一对抗中央的行动获得胜利，提高了南越国的威望，赵佗也就在以兵威边的同时，趁机对闽越、夜郎等国施以“财物”，闽越国不得不予以接受，因而对南越国产生了一种役属的关系。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两国的平等关系结束，闽越国开始了向南越俯首称臣的历史。也就是说，闽越国开始了对汉王朝、南越国的双重依附关系。文、景两帝时，这种关系仍保持不变。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闽越国竟承人之危，突然向南越发动了侵略战争，这标志着闽越对南越役属关系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

面对闽越国发动的突然袭击，新继位的赵胡身穿孝服临朝，同臣僚们紧急磋商御敌方案。赵佗临终时曾把赵胡托付给丞相吕嘉，用赵佗的话说，凡遇大事不决时，就问丞相。此时的赵胡看了看仍处在悲痛中的吕嘉问道：“丞相，闽越王率军攻打蒲葵关，并劫掠边境村寨，守将告急，怎么办？”

颇有文韬武略的吕嘉果断说道：“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闽越王趁人之危，攻打蒲葵关，吾王不须多虑，发兵击之！”

赵胡又问众文武大臣道：“列位爱卿，闽越王率兵来犯，本王当以何策御之？莫非也与丞相相同？”

文武百官齐道：“正是，请吾王发兵击之！”

赵胡听了丞相和辅佐大臣之言，犹豫了好一阵子，然后说道：“列位爱卿，以本王看，恰恰相反，本王决定不发一兵一卒。我南越今为汉臣，武帝陛下临朝不足五年，闽越与南越均为汉臣，今闽越发兵于边侵我南越，我南越当上书奏明朝廷，由朝廷派兵击之。这样，朝廷既不会怪罪我南越，又可以将闽越兵击退，我只需一书一帛，便可御敌，何须与之兵戈相见……”

丞相吕嘉听罢大惊，遂怒目圆睁强谏道：“启禀大王，此事万万不可如此！先武帝奠基南越，如今带甲之众百万有余，只需三万人马，便可将入侵南越之敌击退，何必上书于汉廷。再说，从上书到汉兵至，需要多少时间？兵贵神速，如我不发兵击之，则闽越当视我惧怕其势，必然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边关之害可就大矣。再者先武帝在世时，一再叮咛吾等群臣，南越之事当由南越自己决断，若自强可以立国，若倚他人者必贻害于国！大王若不听吾等逆耳之言，南越将岌岌可危矣！”

赵胡听罢，正色质问道：“我们如果与闽越兵戈相见，则朝廷势必乘机发兵，取渔人之利。以本王看，闽越人攻打蒲葵关，只是为了抢夺些财物而已，与我国本体并无大碍。不如一书一帛，汉兵至，则闽越人必退！”

汉武帝接到南越国使臣送来的求援书后，对赵胡的举动表示赞赏，认为南越国重信义，守职约。于是，汉武帝传诏曰：“王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即大行王恢率军出豫章、大农韩安国率军出会稽，南北夹攻往讨闽越。”

汉王朝的直接发兵干预，大出闽越国统治者的预料，面对大敌当前的紧迫形势，闽越国上层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继无诸之后的闽越王郢之弟余善杀郢而降，“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汉军于是停止进攻，上报汉廷，武帝乃改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但在闽越国统治集团的内讧中，余善以杀其兄而“威行于国，国民多属”，拥有了相当的支持力量，因而“窃自立为王”。面对闽越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汉王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下令立余善为闽越王，从此闽越国一分为二，越繇王、闽越王并存。

在这场战争中，闽越出于掠夺财物的企图而发起侵袭，显然不是正义之举。而南越国既未损己之兵，又使敌军退却，看上去这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但就在这件好事的背后，却暗藏着极大的隐患，这个隐患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赵胡始料不及的。

就在汉武帝派大将王恢出兵轻取闽越时，曾以兵威为后盾的番阳令唐蒙，奉诏来到南越国都城番禺，让南越王赵胡亲自入朝向皇帝谢恩。赵胡接到诏谕后，不知汉武帝到底是何意图，对这个诏谕采取了不冷不热的处置态度，没有立即奉诏前行。汉武帝见南越王赵胡无动于衷，接着，再次传诏，令严助赴南越说服赵胡前往长安。

严助，会稽人，“严夫子子也。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严助在汉廷是屈指可数的善辩之士，曾“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所以汉武帝对他另眼看待，并委以重任。这次出使南越的任务落到严助的肩上。严助到达番禺后，告诉赵胡汉天子已将闽越的事摆平。赵胡听后顿首，认为“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表达了对汉的感激之情。当严助接着传谕让赵胡入汉朝亲自向皇帝谢恩时，赵胡这才回过味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不免大惊失色。原本南越号称有百万带甲之众，击败昔日役属的闽越易如反掌，但赵胡自作聪明地要请汉廷出兵。岂不知，古往今来，凡立国者，皆以己强而服众，只有自己强盛起来，别人才会俯首帖耳，唯命是听。而一旦你弱小，即使礼仪再周全、再诚实、再厚道，在强者眼里，你也只是形同粪土。赵胡过分看重汉廷的实力和与其的约定，而忽略自己百万带甲之众和据岭自守的天然屏障，想做个唯命是从、百依百顺的顺臣，这恰恰是汉武帝所期待的。

严助见赵胡如此说，不便强求，只好带上太子赵婴齐返回长安。

严助走后，赵胡同朝臣反复商量是否亲自去长安晋见天子之事。以丞相吕嘉为首的臣僚不同意赵胡亲赴长安，并劝谏说：“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粤。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礼，要之不可以怵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

臣僚们的劝谏，勾起了赵胡对亡祖父赵佗当年所留遗训的回忆，想起了汉、越几十年来相互存有戒心和敌视的历史。从此之后，他对汉廷一直称自己有病在身，不肯去长安入见皇帝。

汉武帝见赵胡迟迟不肯入朝晋见自己，便以牙还牙，以种种借口，把太子婴齐质于长安不肯放回。赵佗当年的遗训应验了。

后来，丞相吕嘉用计，设法使太子婴齐返回南越。但赵胡自太子入朝后，萎靡不振，如同大伤了元气一般，不再见辅佐大臣。吕嘉等群臣以国家基业为重，数次入王宫进谏，总算使赵胡有了些起色，但已无力挽回南越国江河日下的颓局了。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格局中，赵胡勉强支撑了十余年便抑郁而死，死后谥为文王。

多少年后，有学者认为赵胡既然答应了严助要亲自入长安朝见，后又“背入朝之约”，“一再售汉以疑”，造成了汉对南越的“益疑”，则“祸速”也。认为只要入朝见天子，“一修朝觐，礼成而还，恭恪之节愈昭，君臣之义愈密”，则南越国的江山愈固矣。对这种看法，现代史学家张荣芳、黄淼章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张、黄认为：经过汉初70余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国力正达到了最高峰。在这种大气候下，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势必要解决封国问题，打击割据势力。如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达“推恩令”等。联系当时形势，武帝对南越国是有征服的想法的。无论南越国如何讨好汉廷，只要汉朝国力一旦强盛起来，是不会允许这个极具威胁的王国存在的。且看汉越刀兵相向，就可知两者决一雌雄的日子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危机四伏南越国

早在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时，因食蜀产枸酱，无意中发现了从西蜀至夜郎，再从群柯江浮舟而下，可至番禺城的通道。唐蒙发现这条通道后，曾上书汉武帝说：“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群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唐蒙的建议，是让汉武帝利用这条水道出奇兵制越，汉武帝听罢大喜，拜唐蒙为中郎将，带一千兵和许多汉帛丝绸财物等，赴夜郎国先行招抚。唐蒙带了大量锦缎，率一千人做护卫，出都南下，沿途经过许多险阻，才进入夜郎国。夜郎国王名叫多同，因为地处闭塞，素与外界不通，这多同还以为世上他夜郎最大，见到汉使唐蒙，不禁问道：“汉朝与我谁大？”唐蒙欲笑不得，只得如实俱述。后世相传的“夜郎自大”的故事便源于此。唐蒙一边讲述汉朝如何强盛，如何富饶，又把锦缎置于帐前，五光十色，锦绣成章，夜郎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由得瞠目结舌，表示愿臣属于汉，当下与唐蒙订立约章。

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以南越将叛，欲与越军用船进行水战为由，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周围四十里，建造楼船，训练水军，做好与越军进行水战的准备。

除此之外，汉武帝连连颁诏，拓边关，广绝域，西至沫若水（沫河和若河，即今大渡河），南至牂牁江（一说即今北盘江，一说即今都江），凿灵山道（今广西南部），架桥孙水（一说在今贵州瓮安西北），直达印都（西南州郡）。汉廷在这一带设立了一都尉，十县令，归蜀管辖。

就在汉武帝集中力量准备平定南越时，南越国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赵婴齐在长安时，曾娶邯郸樛（jiū）氏为姬妾，生子赵兴，而他在南越时，已娶越女为妻，生子赵建德。婴齐接南越王位后，受樛氏姬妾的迷惑，竟然向汉廷请求立樛氏为王后，赵兴为太子。出于利益的考虑，汉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赵婴齐这种舍长立幼的做法，打破了封建常规制度，为南越国的灭亡种下了祸根。当时，南越丞相吕嘉等人曾在立嗣的问题上劝谏过赵婴齐，“盍于婴齐择立太子之日，积极诚谏，以去就争，使改立建德，嘉为国重臣，争之不已。”遗憾的是，此时的婴齐已听不进这些臣僚的劝谏了，他这个荒唐的做法，成为导致南越国覆亡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