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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第1页）

第十九章

胡宗南被请坐到距离蒋介石最近的沙发上。那里紧挨着留声机。仿佛只有他带来的一切，才是这间客厅里最为动听的音乐。而他则正襟危坐，摆出了一副临危受命甚或运筹帷幄的架式，“报告校长，查本战区之兵力均已向东向北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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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往日的宁静，现在被一连串沉闷而又脆亮的脚步声扰乱了。接到紧急会议通知的部长们，或昂首挺胸，或垂头丧气，或大腹便便，或小心翼翼，都按照会议规定的时间，准时来到了这里。

杜鲁门坐在会议桌上方的位置。

他的眼圈，大概由于睡眠严重不足的缘故有些乌黑，而且浮肿。他的嗓音，却并非因为伤风咳嗽而变得沙哑起来：

“先生们，今天召集内阁会议，紧急的内阁会议。老实告诉你们罢，美国当前的混乱不堪的对华政策，现在搞得我整日提心吊胆，茫然不知所措。情况你们都是知道的，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之后，关系反而日趋紧张，内战的战火一触即发，空气简直到了凝固的地步。那么，作为美国政府，对于已经制定的对华政策的美国政府，我们又该怎么办，又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呢？”

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是美国总统自己。可是，事到如今，当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并没有进入白宫精心铺设的轨道的时候，他便像踢皮球那样把问题提了出来。

国务卿贝尔纳斯自然明白杜鲁门的心思，然而，对于他来说，这难道不正是宣扬他的主张的一次机会么：

“在我看来，迫使国共双方寻求互相让步的对华政策，是最能够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我曾经以为蒋介石也这么看，而且相信他能够与我们达成默契与谅解。可是情况毕竟变化了。即使美国政府支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他也不会这样干的。事既如此，我们何不立即停止援助以对他施加压力呢？”

陆军部长帕特森瞟了一眼国务卿：

“蒋介石竭力回避建立联合政府，自然是有他的想法的。我们赞成并且欣赏他的这个想法。因为只有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政府，才能够实现美国的利益，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仍旧是着手安排把国民党的军队运送到满洲，运送到华北运送到蒋介石最需要的地方去！老实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已经被捆在同一辆战车上啦！”

不到十分钟，内阁会议上的两种意见就出来了，而且，杜鲁门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没完没了的争论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他现在需要当机立断：

“关于是否帮助国民党政府在华北和东北稳定局势的问题，我想，前次三部协调委员会举行了三次高级会议，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结论了。当然，根据这个结论，海军陆战队必须留在中国的前提是，有必要直接插手反对中共，并且有可能要同苏联对抗，这是需要根据魏德迈从中国送来的报告方才能够作出决定的……”

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突然插话道：

“根据魏德迈将军的报告，蒋介石先生在军事上的失利是由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有相当大的实力，而不是苏联有了什么军事干涉行动。可是，我们这位聪明的将军为什么不想一想，倘若没有苏联人站在中共的后面，他们所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强大实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关于苏联的对华政策，也是我们今日会议需要研究的题目之一。”杜鲁门望着气鼓鼓的海军部长，不觉锐气顿减地道：“说来也是奇怪，在满洲的许多地方，苏联人要延长他们的占领直到明年适当的时候方才撤走，据说这也是为了响应国民党的要求，因为他的部队还没有能够收复那些地方；另一方面，苏联军队又借口是‘战利品’而夺取并运走了那里的工业设备，而且时常强迫国民党，要他同意设立俄中合营公司来管理满洲的企业。哦，国务卿先生，你是去过莫斯科的，你能比我讲得更深刻一些吗？”

贝尔纳斯以一种权威的口吻道：

“就在上月中旬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上，苏联的莫洛托夫向我提出了中国问题，这位外交部长建议美国和苏联共同宣布一个各自从华北和满洲撤军的日期。而我呢？自然回避了这项建议，声称在把所有的日本人遣返完毕和确保运输线安全无阻以便调动国民党军队之前，无法规定日期。换句话说，我已经明白表示，美军陆战队在被认为没有必要留驻华北以前，是不会撤走的……”

“你以为你是在同一个小孩子打交道吗？国务卿先生。”帕特森冷冷笑道，“共产党集团自有非外人能够预料的阴谋和打算。比如说，通过延阻国民党重新占领满洲，苏联人必定会帮助共产党在那里的统治。十分明显，对于什么样的势力正在中国发挥作用，以及美国会在那里容忍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美国人不过是保留了一种非常有限的远见。”

贝尔纳斯颇不以为然地道：

“老实不客气地说吧，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相比，更加没有兴趣讨论中国问题。他对我说，苏联认为美国海陆战队撤与不撤，实际上并无多大关系。像过去一样，他以轻蔑的口气谈起中国，既讥笑国民党人，也讥笑共产党人。这位苏联元帅否认对那里的事态结果产生什么极其浓厚的兴趣，因为那个国家一团糟！”

杜鲁门的本意，是想通过国务卿的嘴巴，阐述一下苏联对华政策的实质内容，从而在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时候，作为一种依据，一种砝码，甚至一种掩人耳目的武器，然而，贝尔纳斯操之过急了。他若不把其间的真相稍稍披露一点出来，等待着他的，无疑是内阁成员们愈加激烈的攻击。

杜鲁门语态温和地道：

“看来，我们的驻苏大使哈里曼先生也是有发言权的。据他在华盛顿告诉我，离开莫斯科的前夕，斯大林当着他的面，不仅赞扬了蒋介石，而且赞扬了正在苏联读书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并再次声明他支持国民党政权。他甚至告诉哈里曼，中国将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既不倾向这方也不倾向那方。因此内战和中共问题不是局外人所能解决的，苏联也罢，美国也罢，都不能调停中国的问题……”

“如此看来，美军陆战队留驻中国的任务，便必须限于加速日军的投降和遣返了。”

福雷斯特尔阴阳怪气地道：

“因为，我们的美国总统居然相信了苏联元帅的谎言，即认为苏联在中国的目标，是否只限于开发满洲的资源。西伯利亚同满洲的关系，是否只限于经济而与政治无缘。不管这项政策对苏联人来说带有多么损人利己的性质，但是，它却并不能够确实证明斯大林预料到了中共将完全控制中国的前景。”

“不，不，我们有我们的思考，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嘛！”杜鲁门迭迭连声地道，“如果说苏联还吃不准中国的观点，那么我们就摸不透苏联的底细。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逻辑呀！唉，这些话听起来大概很像罗斯福总统早些时候表示痛惜的言论。他当然表现了一种现实感，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或许只能部分的理解其中的含义……”

帕特森有些坐不住了：

“总统先生，恕我直言，你的那种现实感我是一丁点儿也理解不了的。因为你不过向坐在参议院里听你讲话的那些参议员一样，没有能够真正清楚地说明，既然内战迫在眉睫，美国究竟应在中国采取什么政策，关心什么事情。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失误，不在于别的，而在于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把他的政策目标同中国的现实重新结合起来！”

“看来陆军部长先生的兴趣在于行动，那么——”杜鲁门反问帕特森道，“依你之见，什么样的行动才能实现美国的利益，才能满足今天在座的大部分内阁成员的意愿呢？”

回答杜鲁门的不是帕特森，而是早与帕特森达成了默契的福雷斯特尔：

“其实，总统先生，我们的这个主张并不新奇，美国政府一直谋求这样做的，只是在执行中不够坚决罢了——”福雷斯特尔面朝众人道：“这个主张包括：海军陆战队必须留在中国：我们必须准备好把其他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北方并给予他们军事援助；在目前由日军占据，日后可能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争夺的地区，我们应该设法安排停战；我们必须继续支持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断断续续进行的努力——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并把共产党地区和部队包括在内组成十个统一的中国国家和中国军队，以上四项，便是我们在干涉与停止干涉之间的折衷的主张了。”

帕特森补充道：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些细节方面的建议，比如说增加美国对国民党的军援问题上，魏德迈和宋子文商定了一个加速剩余武器的售予办法，这个办法我们希望得到总统先生的批准，因为其结果是藏在云南省的大量美军装备，可以在一夜之间转入国民党手中；另外，为了在运送国民党部队进入满洲时尽量减少进一步的直接卷入，也希望总统先生能够同意，让美国的若干艘自由轮在转瞬之间成为国民政府的资产……”

杜鲁门不会不懂得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在内阁会议中的位置与分量，但，与这两位部长的得意之色恰然相反，他越发显得黯然神伤，心力交瘁了：

“是的，我们何尝不希望对蒋介石先生所承诺的军事义务不致受到任何阻碍然而，如果美国仍旧是他的军火库的话，那么，这一事实的影响，是会波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个方面的……”

“那有什么关系呢？派个美国人去中国调停调停不就行了么！”福雷斯特尔傲慢而且轻佻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