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搜集纳粹的情报破解恩尼格玛和欧洲抵抗者的其他情报活动在进行中
精致的圣·尔敏酒店坐落在伦敦繁忙的威斯敏斯特市旁一条安静的小巷里,这里似乎不太可能是一个阴谋策动暴力或革命的地方。作为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贵妇式建筑,以其绿树成荫的庭院而闻名,壮观的大堂设有一个洛可可式的石膏天花板和弧形阳台。在上世纪之交的时期,客人们可以在这儿享用下午茶,同时聆听室内乐团舒缓的演奏。
40年后,当法国已经投降而希特勒准备将他的轰炸“霹雳”掷向英国时,好几名政府官员集聚在圣·尔敏酒店四楼的一间房间里,试图找出一种反击的方式。很显然,英国人不可能很快返回欧洲大陆。他们的军队太弱了,他们几乎没有重武器,而他们的盟友——富足并强大的美国也没有表现出希望加入冲突的任何迹象。在1940年那个绝望的夏天,英国薄弱的进攻性武装力量只有两种:始于1939年的皇家海军对德国的封锁和刚开始的皇家空军对第三帝国的轰炸。圣·尔敏酒店里的那些策划者们又加上了第三种进攻性力量——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内部策动一场针对敌人的破坏运动。
因此就诞生了一个新的最为机密的政府机构——那个无人知晓的“特别行动处”,并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占据了圣·尔敏的整个三层楼。特别行动处的任务就是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内部组织破坏、颠覆和反抗。它的创立者们希望树立的这个目标将破坏并最终帮助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温斯顿·丘吉尔是这个想法最热心的拥护者,他对特别行动处的昵称是“非绅士战争部”,并指示其首任长官“在欧洲放一把大火”。
然而,在尝试这样做之前,特别行动处不得不首先面对令人不愉快的现实——除了丘吉尔和少数几个主要政治人物外,英国政界的高层人士几乎没有人希望这一机构存在,更不用说获得成功了。被国际社会赞誉有加的英国军情六处(MI6)的上层人物更是如此。他们憎恨产生一个新的、不为他们所控制的政府秘密机构,尤其是这个机构的目标和行动方法与他们的目标和方法基本上是相冲突的。
军情六处负责从大英帝国以外的国家搜集军事、经济和政治情报,他们素以保密和慎重为傲。一个兄弟机构因为实施破坏和其他公共暴力行为而不受欢迎的舆论和影响将连累自己(军情六处的行动)让局面令人难以接受。情报历史学家奈杰尔·西尔尼()恰当地总结了两个组织之间的关键区别。他描述了在目睹敌军穿过一座桥梁时这两个组织的特工人员将会如何反应:军情六处的特工将观察敌人的部队并估算出其数量;而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将炸毁桥梁,以阻止敌人通过。
特别行动处的官员不久就发现,军情六处是一个危险的对手。它是一个全世界闻名,享有一个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间谍组织的盛誉。丘吉尔认为英国情报部门是“世界上最好的”。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高层,包括德国党卫军的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和希姆莱的血腥副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也是这样认为的。被称为“金发碧眼的野兽”的海德里希以军情六处为楷模,创建了党卫军令人恐惧的情报和保卫组织——党卫军保安局和盖世太保。海德里希甚至用字母“C”签署了一些信件和备忘录,而字母“C”是军情六处长官在其正式信件中使用的签名缩写。
然而,尽管海德里希和他的纳粹同伙们对英国情报部门满怀敬意,但实际上他们对军情六处是如何开展工作却知之甚少。海德里希浪漫的军情六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观点更多的是来自阅读充满盖世太保图书馆的战前英国间谍小说。而事实证明,所有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看法与他们所依据的小说一样都是想象出来的。
自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小说家们发现要出名并赚钱的最快途径之一就是撰写虚构的英国特工在欧洲大陆的冒险故事。当间谍类小说在1890年那个时代开始发行时,小说中的敌人通常是法国人。但随着德国军事力量在20世纪初开始强盛,敌人就几乎全是德国人了。当然,英雄仍然是原来的那一个。
除了少数例外,那些英雄都是出生于英国的绅士,伦敦最好的俱乐部的成员,驱赶着猎犬,是美食和葡萄酒的鉴赏专家。然而,所有那些精英都愿意放弃自己的舒适生活,面对巨大的危险和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自己的国家进行间谍活动。罗伯特·厄斯金·柴德斯(RobertErskineChilders)在1902年写的广受欢迎的《沙岸之谜》的主角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根据柴德斯的说法,他是“一个外表俊美、穿着时尚的年轻人。他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上等俱乐部的成员,并且可能在外交部有一个安全并辉煌的前程”。
几十年间,这些非专业的贵族间谍的冒险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读者,而且还引发了年轻一代的英国人去追随他们的脚印。一名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在战后指出:“在国内外遇到的几乎所有的特别行动处官员都像我一样,想象着自己是理查德·汉内(Riay)或桑迪·阿巴思诺特(SandyArbuthnot)。”这两位英国特工是约翰·巴肯(JohnBu)作品中的人物,《三十九级台阶》是巴肯著名的冒险小说之一。
这些小说也反映了英国人对外国人本能的不信任。小说中的敌方特工形象往往是千篇一律的——不刮胡子、穿戴不整、鬼鬼祟祟并两面三刀。小说的整体道义准则似乎是凡涉及外国和外国人的事情都是一项危险的任务,而英国——按一个虚构的英国特工对他的祖国的描述,“这个世界的超级大国”,应该尽可能地对那些外国保持清醒的头脑。
考虑到英国间谍小说中的仇外心理是如此强烈,像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样的外国人对那些间谍小说如此着迷确实令人称奇。海德里希对英国间谍小说上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德国海军服役期间开始的。他认为大英帝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军情六处的出色工作,而英国的每一个正人君子都“随时准备帮助秘密情报局,把它当成自己的应尽职责……党卫军把这种间谍工作是绅士应尽职责的英国式看法当成了它自己的智慧结晶”。为了效仿英国人,海德里希专注于为自己的特工行动招募来自好的家庭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德国人。
甚至希特勒也加入了对军情六处赞扬的行列。元首在战争初期对纳粹情报官员说过:“英国军情六处有一个伟大的传统,而德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因此,每一个德国人的成功,就是要建立起这样一个传统,这需要具备更大的决心……英国军情六处的狡猾和精湛是闻名于世的。”
然而,纳粹这样的称颂,与真实状况相去甚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军情六处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因资金、人手不足,在人才和技术两方面都极为匮乏。当1935年希特勒上台两年后,当时的军情六处长官休·辛克莱(HughSinclair)上将沮丧地表示,他的机构的整个年度预算仅是维护一艘英国驱逐舰一年的费用。虽然辛克莱从富裕的亲戚那里掏钱来维持军情六处的运作,但那是远远不够的。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期间,他没有钱为他在欧洲的少数几个特工买无线通讯装备,以便他们能直接与伦敦联络。
军情六处确实倾向于聘用有天赋的人为情报人员,更喜欢“天生的特工”。军情六处避免招募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未被大学教育的溶剂所染色的”智者。许多在“二战”期间的特工人员都是前军事人员,有很好的个人收入。著名的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伯(HughTrevor-Roper)是一名牛津大学毕业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军情六处工作过。他注意到:“这些大城市的年轻绅士的早期教育……曾经是昂贵但功底不深的,这对他们思维没有什么用处。”他补充说,“那些人大体上都很愚蠢,其中有一些人非常愚蠢。”
然而在另一个方面,真正的情报官员与虚构的人物有很多共同之处:两组人群都是在休闲式的、绅士做派的非专业气氛下运作的。在1930年,当一位名叫莱斯利·尼科尔森(LeslieNi)的军情六处新人询问他将会接受哪些训练时,他被告知“不需要专业知识”。当尼科尔森坚持寻求“如何成为间谍的技巧”时,军情六处维也纳基站的主任回答说:“你必须为自己找到答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我想我没有任何能教你的东西。”
事实上,在1939年开始担任其长官,在整个战争期间指挥军情六处的斯图尔特·孟席斯(StewartMenzies),从来也没有任何秘密特工的经历,不管是训练还是实战。孟席斯是苏格兰的一个极其富有的威士忌制造商的孙子,他曾在伊顿上学,后来加入了著名的英国陆军救生队,其中的许多军官都是贵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的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授予一枚杰出服务勋章和一枚军队十字勋章。在经历了毒气弹攻击之后,他加入了陆军情报部门。在战争结束之后,他转入了位于伦敦的军情六处总部,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职业生涯的余生。
作为主宰了英国几个世代的上层社会的“老男孩关系网”俱乐部的特许成员,孟席斯像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在社会和政治态度上都是保守的,并且对外国人高度警觉。他曾经说过:“只有起了外国名字的人才会犯有叛国罪。”他显然没有意识到有一个纯英语名字的金·菲尔比(KimPhilby),也是一个“老男孩”,就在他自己的军情六处内犯下叛国罪。
50岁的孟席斯身材瘦长,是博福特公爵赞助的“精选的狐狸猎人博福特狩猎组合”及伦敦最排外的男子俱乐部“怀特”的成员。在那种地方,没有一瓶未曾标明产地和年份的特制葡萄酒会被送到桌上,没有一个女人会被允许进入。孟席斯在“怀特”的酒吧里完成了他的大部分军情六处招聘工作,受聘者主要集中在像他自己那样在封闭的家庭中长大的年轻人。
孟席斯是社交场合上一个和蔼亲切的老手,但在军情六处的高层官员中,人们通常认为他在情报工作上的分量太轻。他缺乏情报工作的实际经验,并且在需要决断的时候喜欢拖延。维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Vidish-Bentinck)是战时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他的高级别的小组负责监察英国的所有情报活动。他回忆说:“孟席斯不是一个很强硬的人,也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许多人认为真正掌控军情六处的人是孟席斯的副手克劳德·丹西(sey),一个隐身于阴影之中的隐秘且带着伪装的人物。正如作家本·麦金太尔(BenMatyre)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最令人不快的人,一个最有经验的间谍”。在军情六处上层的世界里他是一个异类。丹西没有上过伊顿公学,也没有在军队的贵族部队中任过职。相反,他早期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是在非洲担任军事情报官,他曾在那里组织过间谍网络,搜集情报并帮助镇压当地的武装叛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丹西曾经在伦敦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在他的多项职责中包括将有嫌疑的外国人抓捕起来,并在英国和西欧进行反间谍活动。
矮小、秃顶、戴眼镜的丹西,脸上长着密密的白胡髭,用本·麦金太尔的话来说,他有一双尖锐、透彻、“像活跃的白鼬那样的眼睛”。他过于机智,尖酸刻毒,很多人不喜欢他。记者兼作家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uggeridge)像休·特雷佛-罗伯一样,在战争期间也曾为军情六处工作过。他说:“每个人都害怕他,他是上层里唯一真正的专业间谍。其他的都是一些有着二流头脑的二流人物。”但特雷弗-罗伯对丹西却有成见,他把丹西描述为“一堆彻底的狗屎,腐败和无能,但有一定程度的低级的狡猾”。
尽管孟席斯和丹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对保密和隐蔽工作极度投入。这让麦金太尔、特雷弗-罗伯以及在战时加入军情六处的其他年轻人感到有些过分。按照麦金太尔的说法,军情六处的座右铭似乎是“如果有曲折的办法可以去做,绝对不应直接去做”。就像小男孩玩秘密特工的游戏一样,军情六处的老手们经常在不需要的时候仍然使用密码名称,用密码编写不需保密的信息,并将那些编码信件放在诸如花坛、工棚之类不方便的地方,而不是将它们直接投入家门口的邮箱之中。
当麦金太尔发现自己轻手轻脚地走过孟席斯在议会广场旁百老汇大街54号——军情六处总部四楼的办公室时,他意识到自己也已经感染上了对保密工作的痴迷。麦金太尔回忆说:“保密对情报工作来说,就像法衣和熏香对一场弥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守秘密,不管那是否有助于达到任何目的。”
虽然使用无意义的密码或其他形式的保密措施对像麦金太尔那样的新来者显得有些滑稽,但军情六处固守不变的保密措施对于上层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这与保护国家的安全毫无关系。那些措施对保护个人更为有用,它将有助于那些有权力的人免受议会、英国公众或政府其他部门的盘问。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leCarr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曾短时期为军情六处工作过。他指出,军情六处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自我保护的暗中活动,不惜使用官方保密的外衣来掩饰无能、上层特权和令人错愕的盲目轻信”。
在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几年里,在军情六处发生的事情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暴露出了无能的人或事需要加以保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