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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疯帽子的下午茶 特别行动处一直在为它试图点燃欧洲抵抗烈火而努力（第1页）

第11章　疯帽子的下午茶特别行动处一直在为它试图点燃欧洲抵抗烈火而努力

当斯图尔特·孟席斯和军情六处忙着收获“超级”的丰硕成果时，他们在白厅的竞争对手——特别行动处，仍然在挣扎着展开行动。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行动处的支持者们所描绘的宏伟的未来成就，客气地说在当时还为时过早。

丘吉尔在与欧洲流亡政府领导人会晤时宣布：“我们将帮助并发动所有被占领国家的民众进行抵抗和革命，不能让希特勒有和平、有休整、有停顿的地方和妥协的机会。”负责特别行动处的经济战争部部长休·道尔顿（HughDalton）承诺到1940年底，“受德国奴役的被占领国家”将奋起反抗，纳粹占领将像“春天的雪花一样消融”。

但是当1941年春天到来时，德国人在欧洲的占领仍然相当稳固，而实际上特别行动处只向那里派出了少数几个特工。这个新的机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大串严重的问题，而最主要的问题是设置了这个机构的大多数官员对他们该干些什么没有一丝清晰的概念，除了极个别突出的例外。特别行动处根本就没有人们所期望的指挥这样一个大胆、创新和高起点的组织的领导人。休·道尔顿是工党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公开地对英国的绅士和贵族不屑一顾。因此，他尽可能避免与军情六处内那些出身良好、相互关系密切的人发生交集。但他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像孟席斯一样，道尔顿的父亲曾经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牧师，还是国王乔治五世的老师，道尔顿自己也曾在伊顿公学受过教育。他在伊顿公学念书时建立的老关系帮助他招募了特别行动处的核心工作人员。特别行动处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伦敦，由前“伊顿人”和其他精英公立学校毕业生所组成的非正式的社交圈子。

与军情六处从军队大量招募不同，特别行动处主要从法律、银行或其他工商界的各行各业中招募成员。但是，正如他们曾经上过的学校所反映出来的那样，这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受到庇护并享有特权的生活经历是相似的。由于他们与世隔绝的背景经历，他们对英国或英国以外其他地方的现实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作为一个在800多年来没有被入侵或占领过的岛国的公民，他们根本不知道占领者会是多么的残忍。

法国记者伊芙·居里说过：“只有一个奋起抵抗外国入侵的国家才真正懂得战争意味着什么。”英国人所遭受的持续不断的轰炸与在德国人统治下生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空袭虽然十分可怕，但轰炸机来了又走了，并没有与敌人的近距离接触。用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Keegan）的话来说，被占领国家的百姓不像英国人，“不准备来扮演绅士角色”。基根补充说，德国人对“违背所有的法律和公约来打压那些敢于对他们提出异议的人”丝毫不会感到愧疚。

一名法国人在回想起他的国家在四年多被占领的日子时说道：“恐惧一直在那里，会为自己感到害怕。害怕被宣布为有罪，害怕不知道自己正在被跟踪。当黎明时听到或者以为听到敲门声，或者有人上楼梯，会害怕这是‘他们’来了。也会为家人感到害怕。最终就陷入了感到害怕并无法克服那种恐惧的感觉。”

关于特别行动处具备迅速成功的潜在优势的错误估计，来源于在德国入侵期间曾在波兰担任英国军事使团成员的几位特别行动处官员的个人经验。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特别行动处首席行动和训练总监科林·古宾斯（Gubbins）准将。由于他的军事背景，古宾斯与特别行动处的大部分同事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他有着主动并大胆的思维，广泛阅读并四处旅行，能流利使用两种外语——法语和德语；他曾经参加了对爱尔兰独立运动游击队进行的战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参加了部署在苏维埃俄国的联合军队与布尔什维克部队的战斗。在那两次战斗经历中，他对敌人的快速攻击和快速撤退战术印象深刻。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写了一本关于这种游击战术的小册子，敦促英国军事机构对此进行研究并学习。但他的呼吁没有得到任何呼应。

在1939年亲眼见证了波兰抵抗德国入侵的战斗后，古宾斯对波兰军队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坚持战斗的勇气十分钦佩，但他更加钦佩波兰人在德国控制下仍然坚持反抗。在波兰战败之前，波兰官员已经为广泛的武装抵抗打下了基础。有900名波兰人接受了游击战的训练，炸药、手榴弹、步枪和手枪存放在全国各地的300个地下掩体之中。

与被德国占领的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波兰拒绝合作的态度是最坚决的。它的救国军是欧洲最大、最精练、最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势力，而且它清楚地表明，所有波兰人都将可能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抵制德国的占领——从不合作到彻底的破坏活动。

当他们的占领者关闭了法院和国家立法机构等政府部门以后，波兰人又重新创立了它们；同样被德国人禁止的学校和文化机构也与前者一样，继续作为一个异乎寻常的地下社会的一部分存在。在全国各地，管弦乐队和室内四重奏的演出得关起门来举行，专业和业余演员的演出也是如此；同时，为100多万儿童和青少年举办了秘密的教育课程。还有像其他主要的波兰高等教育机构一样，波兰最受尊崇的大学——位于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为其所有的科系提供了地下学习的机会。包括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Wojtyla）——未来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内的800多名学生，上了地下雅盖隆大学的课程。

科林·古宾斯想在类型和规模上把波兰作为他想要在整个欧洲组织起来的抵抗运动的样板。但他很快就发现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波兰人进行反抗的决心是独一无二的。战后不久，古宾斯曾告诉听众，德国占领的震撼使西欧各国人民感到惊愕，“但只有经历了几个世纪压迫的波兰人在精神上没有被压垮”。

与波兰人相比，当别的欧洲国家被入侵和占领时，那些国家的公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更不用说反击了。正如一位法国人指出的那样：“法国人没有秘密生活的经验，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保持沉默或如何隐蔽。”在占领的早期，德国人对他们认为也带有雅利安血统的西欧人没有像对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那样野蛮血腥。当所有的波兰人一直生活在遭受逮捕、酷刑和死亡威胁的恐惧之中时，驻扎在荷兰、挪威、比利时、法国和卢森堡的德国军队对那些国家的非犹太人群体总的来说还算是纪律严明、很有礼貌的，前提是他们没有任何反抗德国统治的行为。

对于大多数被占领国家的欧洲人来说，首要的目标就是活下去。尽管德国人表面上彬彬有礼，但他们的占领政策是无情的。他们把欧洲的大部分食物和能源，特别是煤炭，运去了第三帝国，这对他们控制下的被占领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困苦。大多数欧洲人专注于如何获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急于保护家人和自己免受与敌人对抗的危险，所以他们没有把抵抗放在自己日程的首位是不足为奇的。

战争结束多年后，战争期间住在被占领的法国，还是个孩子的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对那些批评被占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的人民没有对德国人进行抗争的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士，提出了温和但深刻的告诫：“对那些人来说，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突然的彻底失败，几乎一夜之间原有的政治精英都消失了，他们从未在外国的占领下生活过，也不知道纳粹的压力意味着什么，他们从未必须整天关心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活下去……必须注意这个事实——不要对他们过于苛刻。”

重要的是，虽然绝大多数欧洲人在战争期间从来都不是积极的抵抗者，但他们也不是积极的合作者。大多数人与他们的占领者是对立的，通过沉默和不参与其中，来表达出他们的仇视。有一位观察者说过：在巴黎，“人们在德国人身边走过时装作没有看到他们。他们被沉默包围着……在火车上、在地铁上、在街上……每个巴黎人都想着自己的事，就这样你会感觉到一种敌意”。

到了1941年中期，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克服了初期的震撼和无奈感，开始表现出像BBC“V字运动”的成功所证明的那样，更为明显地表现出被动抵抗的迹象。然而，主动反抗的事件依然极为罕见。在欧洲人民愿意自行采取直接行动之前，特别行动处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很少的。

实际上，在战争初期没有形成普遍的地下活动可能并非坏事。如果抵抗运动一开始就成了气候的话，特别行动处就将无法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保持反抗活动能持续下去。

新机构所面临的另一个巨大困难是创建这个机构的官员们并没有提供执行任务所需的资源。特别行动处被迫依赖于其他政府机构为它提供诸如通信和交通工具那样的基本条件，而那些机构中的大部分人是反对它存在的。

毫不奇怪，军情六处依然是特别行动处最激烈的竞争对手。在整个战争期间，两个组织在英国的欧洲军队和每年逃亡到英国的成千上万名年轻的外国人中招募特工方面，相互苦苦争夺。为了将他们的特工运送到欧洲去（在特别行动处武器、弹药和其他设备匮乏的情况下），他们还为使用稀缺的运输资源，特别是皇家空军的飞机而相互争斗。除了对德国进行轰炸以外，皇家空军不愿意将飞机另做他用。但是如果一定要不情愿地接受分配来的其他任务，那么皇家空军将更倾向于为军情六处工作。他们和军情六处分享着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特别行动处是“一个非绅士的组织，最好跟它划清界限”。

英国空军司令、空军上将查尔斯·波特尔（CharlesPortal）子爵在1941年初写信给特别行动处一位高级官员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我认为为了杀死敌对势力成员的目的，而将穿着民服的人空投到对方的区域不是皇家空军应该参与的行动。我认为你会同意，历史悠久的空投间谍的行动和空投一个只能称之为‘暗杀者’的全新计划执行者之间在伦理道德上有着极大的差异。”（有趣的是，波特尔子爵在公立学校学到的关于杀戮伦理的严谨描述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轰炸机司令部后来执行的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的对德国城市区域的轰炸。）

让特别行动处陷入更大困境的是它的创造者们决定它必须使用军情六处的信号和编码系统与它的特工进行联络。此外，特别行动处所获得的所有情报都必须直接发送给克劳德·丹西，以确保军情六处对特别行动处的知情要远多于特别行动处对军情六处的了解。丹西和斯图尔特·孟席斯都是官僚体制下内斗的高手，他们把对特别行动处的知情权用于不断的内斗之中，试图将那个新设的机构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或者就让它失败，从而将它置于死地。

在余下的战争岁月里，被特别行动处的人称为“百老汇街的混蛋”的军情六处与特别行动处展开了一场，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白厅官僚机构以前从未见过的全方位的危险的争斗”。目睹了这一官场秘闻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后来写道：“虽然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名义上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但通常他们相互之间的厌恶比他们中任何一个对德国人的厌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直到1941年2月15日特别行动处成立八个月后，它的第一批特工才渗透进入了被占领的欧洲，目标国家是波兰。在经过与军情六处和皇家空军几个月的争执之后，特别行动处终于获得了一架飞机的服务——一架低速、操作复杂、过时的惠特利轰炸机。它在飞行900多英里之后，将三名波兰特工和几箱武器装备空投到离华沙不远的一个地点。正如一位特别行动处官员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往返14个小时的旅程“要在没有地面导航的情况下，在严寒的冬季穿越被占领的欧洲，找到空投的区域，然后再飞回英国，实在是飞行技术和意志的成功典范”。

休·道尔顿和流亡的波兰政府都因空投特工和武器的成功而感到高兴。道尔顿和波兰人开始策划一系列定期的航班，向波兰救国军提供特工、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让他们加紧对德国人进行破坏行动，并为战争后期的公开反抗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