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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丑陋的现实 苏联威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第1页）

第14章　丑陋的现实苏联威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由于法国将成为盟军进攻并解放欧洲的桥头堡，戴高乐和他的部队可以轻视两个最强大的西方盟友且不为其所累。波兰驻英国大使爱德华·拉辛斯基（EdwardRaczyński）在战后写道，法国将军“可以不怕惹恼英美的政治家们，并向他们直接表述令人不愉快的真相。他们可能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但他们不能抛弃这位将军或法国”。拉辛斯基指出，对于他自己的国家与东欧地区的其他国家而言，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将他们“作为次要的，对自己的重要利益而言无关紧要”的国家来对待的。

德国入侵苏联之后没几天，英国政府开始施加压力迫使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实现和平。对于波兰人来说，将苏联视为盟友的想法是一种怪诞的自相矛盾。大约两年之前，苏联在希特勒的秘密授意之下袭击并占领了波兰东部，在几乎与德国人相同的时间内吞并了大约一半的波兰领土，而德国人则同时吞并了另一半。苏联对他们控制下的波兰人的待遇几乎与德国人的一样。

在苏联统治波兰东部的21个月的时间里，据估计有150万波兰公民从家中被带走，并由货运列车送往西伯利亚和苏联其他地区。几千人在途中因严寒、饥饿或疾病死亡。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最终被送进了奴役劳改营或被送到了集体农场。大多数人都没能活下来。在苏联占领期间，挑出了军队领导人和其他受过教育的波兰精英加以“集中管制”。事实上，斯大林希望能完成他们的“前辈”在18、19世纪开始做的事情——彻底征服波兰。

在苏联抓捕行动中失踪的人里，有15000多名波兰军官，其中包括许多陆军的最高层指挥官，他们在1939年9月被红军抓获。当苏联加入盟军后，斯大林告诉波兰流亡政府他不知道那些失踪的军官在哪里。事实上，他们在被抓捕后不久就被枪杀了。在1940年春天，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分成小队逐一带到了邻近苏联西南部斯摩棱斯克的卡廷森林中的一片空地。苏军强迫他们在那里的一个巨大的坑边跪下，然后在他们的脑袋后面开枪。他们的躯体被推入了那个巨大的墓坑，“就像生产线上的机器那样精确”。这个死亡队列持续了五个多星期。

在伦敦的波兰人要到1943年才会知道卡廷森林的“谋杀”，但当时他们已经知道被困在苏联的100多万波兰人的严酷处境。当丘吉尔和伊登迫使他们在1941年7月与斯大林签署条约以保证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并恢复外交关系时，波兰人最初对此是抵制的。

对于波兰人的抵制，丘吉尔不能接受。到那时为止，波兰比任何其他自称的盟友对英国的生存和整体战争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和努力。但是，尽管他重视波兰人的帮助，丘吉尔却无法通过波兰人的眼睛来看待苏波之间的冲突。苏联现在是英国的重要盟友，他决心要让波兰接受苏联成为盟友。伊登告诉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将军：“无论你是否愿意，必须在条约上签字！”将军最终退让了。

条约中的一条规定实际上对波兰人非常重要，并且将在以后几年里对盟军的战斗给予巨大的帮助。协定要求斯大林释放所有被送到苏联去的波兰人。虽然最终他只释放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足以组建一支新的波兰军队了。看上去更像是僵尸而不是士兵的，成千上万憔悴、没有牙齿、因为冻伤而失去了手指和脚趾的波兰人，从监狱、奴役劳改营和集体农场里放了出来，被送往在伏尔加河畔临时搭建起来的训练营地。他们的指挥官是波兰的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adys?awAnders）将军。他在1939年抗击苏联入侵时两次受伤，后来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中被关了一年多。1942年，安德斯的临时军队在数千名波兰妇女和儿童的陪伴下从苏联转移到了中东地区。在那里，稻草人一样的士兵得以恢复健康，并开始了真正的训练。作为波兰第二军团，他们最终有了十多万名战士。到1944年时，安德斯军团攻占了蒙特卡西诺，按照约翰·基根的说法，这支军队将被视为“战争中最杰出的战斗队伍之一”。

然而，与释放囚犯同样重要的是在条约中被蓄意遗漏的波兰的另一项要求，这对波兰的长远未来更为重要。波兰人想在条约中增加一项条款——苏联要承诺将1939年夺取的所有波兰领土还给波兰。但是斯大林拒绝作出这一承诺。事实上，苏联领导人在与西方结盟的头几天里就暗示他不仅计划保留所占领的波兰领土，而且最终还会控制波兰的其余地区。拉辛斯基说过：“苏联既不追求也不在乎波兰的友谊。他们的目的就像过去一样，完全按照他们的意志控制整个波兰，将波兰完全吞并。”

当波兰人向丘吉尔表达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忧虑时，丘吉尔再次拒绝听取他们的意见。条约的最终文本在波兰的战后边界问题上是没有结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令人想入非非的众多“假设”之一，就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后组成某种形式的保护性联邦的可能。这两个边界接壤的脆弱的国家处于西方与东方之间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上。有一年多的时间里，两国官员在伦敦会晤，讨论如何做到这一点。具体地说，他们研究了两国各自保留主权，但在政治和军事上合作，制定共同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参加谈判的人都很清楚，这样的联盟将是人力、武器和工事的强大组合，所有这一切对确保战后国家安全和独立是至关重要的。

表面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有很多共同点。在外国的统治下度过了很多年，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获得了独立。尽管位于东欧，但两个国家都倾向西方。然而，当涉及他们的民族性格时，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人们认为——捷克人自己也这样看：捷克人是一个清醒而明智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专注于努力工作，避开了华而不实的英雄主义。《时代杂志》在1944年3月号中指出：“捷克人从来没有宏伟的理想，他们总是能调整自己以适应外在的环境而生存下去，这也是他们最杰出的才能。”

而波兰人正好与此相反。与在18至19世纪期间由相对温和的奥匈帝国占领了他们国家的捷克人不同，波兰的大部分地区被更为残酷的俄罗斯人和普鲁士人所占领，只有西北角的小部分为奥匈帝国所占领。即使波兰人想与他们的占领者和睦相处（而他们从未这样做过），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热血激昂和叛逆的本性让波兰人不断地起义，尤其是举行反对俄罗斯人的起义，然而一次又一次地被镇压下去。《纽约时报》记者约翰·达顿（JohnDarnton）写道：“波兰人并不会像侵略者那样制造麻烦，但是作为受害者他们拒绝逆来顺受。”

浪漫且充满**的波兰人倾向于贬低捷克人，他们认为他们的邻居过于执着和勤奋。A。J。利布林（A。J。Liebling）1942年在《纽约客》上写道：“在波兰人眼中，捷克人实心眼、愚笨，就像鹅肝饺子一样。”而捷克人认为波兰人傲慢、愚蠢和专制，并具有自杀般的鲁莽。

在20世纪初，这种传统的反感由于对两国共同边界上的位于泰申的一小片高度工业化的土地的强烈争议而加剧。在1918年获得独立后，两国都声称对泰申拥有主权。泰申的人口中超过一半是波兰人，而捷克人和德国人虽然是少数，但人口规模也不小。当捷克人强行占领了泰申的大部分地区后，参加巴黎和会的盟国领导人命令他们撤出，并与波兰人平等分配那个地区。然而，捷克斯洛伐克最终得到了更好的交易，获取了泰申的大部分土地和工业设施。

为捷克人的先声夺人所激怒，波兰人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得到了报复的机会，希特勒允许他们从捷克人手中夺取泰申。对波兰人来说，无论他们对泰申的要求有多少正义的成分，他们企图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不幸是一种道德的沦丧，而且使波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声誉大受损伤。

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初，泰申仍然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但在伦敦的联邦谈判中，双方都认为可能达成一致。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乐观，是因为西科尔斯基将军的战时波兰政府，与负责夺取泰申的战前政权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西科尔斯基是战前政府直言不讳的反对派，他周围的人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要更为自由和民主，并曾积极反对过专制政策。西科尔斯基在伦敦向他的同胞们许诺：战后，他的政府将在波兰进行自由选举和社会改革，类似于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曾经进行过的那样。

然而最终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当1942年初有新闻报道说，西科尔斯基和捷克流亡政府总统爱德华·贝内什已经开始正式谈判以修补两个国家的关系并考虑可能组建一个联邦时，斯大林明确表示他对此很不满意。当斯大林不满意的时候，绝不想做任何事情招惹克里姆林宫的贝内什对此非常重视。

与波兰不同，捷克不是俄罗斯的直接邻国，也从未被俄罗斯征服过，并且一直生活在俄罗斯传统的利益领域之外。贝内什已经对西方失去了信心，因而选择相信斯大林将在战后维护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尽管苏维埃在1938年和1939年没有做任何事情帮助捷克人反对德国的侵略。

在加入盟军之后，斯大林竭尽全力表现出他确实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好的新朋友。例如，苏联是第一个承认贝内什和他的追随者为官方的捷克流亡政府的盟国，比英国政府早四小时签署了承认协议。斯大林还向捷克人作出了一个他拒绝向波兰人作出的承诺：苏联将在战后承认他们国家的独立，不干涉其内政。捷克情报部长弗朗齐谢克·莫拉维克、扬·马萨里克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贝内什坚信斯大林的承诺。莫拉维克后来写道，捷克总统“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所有切合实际的看法，使他面对东方的新危险却视而不见。在整个战争期间，尽管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提请他注意，但他一直坚持对苏联和捷克共产党人以谦让态度表达自己的善意。他拒绝承认丑陋的现实，直到真相大白时却为时已晚”。

然而即便贝内什看清了现实，他又能有什么别样的选择呢？他能肯定的是英国和美国决不会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的国家或其他东欧国家。明智地或愚蠢地，他选择在斯大林身上赌一把，而斯大林在不久之后就提出了他的第一个回报要求：让捷克抵抗运动组织加强对德国人的破坏活动，就像法国共产党人正在干的那样。

像波兰人一样，伦敦的捷克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逃离家园时就在捷克留下了情报和抵抗组织。他们的情报运作比波兰的要强，主要是将从阿勃维尔官员保罗·图默尔那儿获得的材料，通过无线电传送给伦敦的英国情报部门。

让贝内什感到烦恼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的成就没有像他们的情报工作那样显著。一种解释是与波兰相比，他们的地下活动相对较弱。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受到攻击并被征服。相反，它是被所谓的盟友交换给了敌人的。由于西方的背叛，许多捷克人和贝内什一样，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为了盟军的事业而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此外，至少在初期，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比对波兰要宽松得多。捷克斯洛伐克拥有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出产丰富的农田。因为第三帝国极其需要捷克的合作来进一步扩大战争，所以没有对大部分捷克人采用对其他斯拉夫人那样的野蛮行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注意到，在占领早期，“那些闭嘴不说并低头听话的人可以继续照常活下去”。

然而，党卫军并没有对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抗议德国占领的人表现出温和的态度。1939年9月在捷克的大学里举行了一系列和平示威活动之后，成千上万的学生被逮捕。有些人遭受酷刑并被枪决，而更多的人则被送往德国的集中营。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捷克的所有高等院校都被关闭了。

在德国的镇压之后，有组织的捷克抵抗运动顾虑到任何一种激烈行动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报复，就转入了更深的地下活动。然而他们的稳健让贝内什非常尴尬，苏联人接连不断地向他提出紧急要求，让捷克的抵抗力量通过破坏德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切断德国军队的通信来援助红军。丘吉尔和英国的军事领导人因为无法向斯大林提供他所要求的第二条战线，也转而施压，让那位四面楚歌的捷克总统去帮助苏联。

对贝内什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的盟友提出的要求与党卫军臭名昭著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任命恰好同时发生。海德里希被任命为所谓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海德里希在1941年9月上任伊始就指挥盖世太保血腥镇压已经被削弱的捷克抵抗运动。弗朗齐谢克·莫拉维克回忆说：“向国内发送消息要求增加抵抗活动是徒劳的。我们试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所以莫拉维克和贝内什就转向了他们唯一剩下的“资源”：正在英国接受特别行动处训练的约150名捷克士兵。1941年秋天，捷克流亡政府通知抵抗运动领导人，不久将在捷克斯洛伐克空投成队的作战人员，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地下组织，并发起对敌人通信系统、铁路运输和战争工业的破坏活动。为了压制国内抵抗运动可能发出的反对意见，贝内什警告说：“如果我们没能至少跟其他被占领的国家保持一样的攻击势头的话，我们的整个情况肯定会更加糟糕。”

此外，还有另一个秘密任务在计划之中。那将成为整个战争中最勇敢的行动之一，那就是暗杀38岁的“布拉格屠夫”——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本人。

作为第三帝国最有权势的男人之一，头发锃亮、蓝眼睛的海德里希给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党卫军的同僚们对他有不同的描述，“一个金发之神”或“掠食的野兽”。希特勒第一次见到海德里希之后就宣称：“这个人非常有天赋，但也非常危险！”海德里希的副手沃尔特·谢伦伯格说：“他有一种冰冷的智慧，不受良心谴责的痛苦……他的日常职业就是酷刑和杀戮。”

作为盖世太保和所有其他党卫军情报和安全组织的头目，海德里希早已对欧洲和苏联无数平民的死亡负有重大责任，其中包括对被称为别动队的党卫军特别执行小队杀害的受害者们。别动队跟随着德国军队进入波兰和苏联，用机关枪扫射犹太人、知识分子、神职人员、政治领袖以及其他在他们长长的杀戮名单上的人。海德里希在1941年初被任命去建立名为最终解决方案的组织，他还在计划系统并科学地屠杀所有的欧洲犹太人。

然而，作为一个杀人机器的他对此还嫌不够，他还想要让自己和党卫军在实现德国化欧洲目标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他的野心，他与德国军队展开了无情的权力斗争，特别是与军事情报部门——阿勃维尔展开了无情的斗争。

贵族出身的阿勃维尔首脑——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aris）很鄙视海德里希和那些为他工作的进行谋杀的暴徒。1939年9月，卡纳里斯向德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威廉·凯特尔（WilhelmKeitel）元帅抗议了别动队在波兰的“屠杀狂欢”，但无济于事。阿勃维尔的高级官员赫曼·吉斯克斯指出，卡纳里斯反对“任何侵犯人性的行为”。

而海德里希也很看不起卡纳里斯。他向希特勒和海因里希·希姆莱抱怨说，阿勃维尔在处置被占领欧洲国家的公民时过于软弱宽松。为了强化他的观点，他指出：法国和德国军队控制的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抵抗浪潮正在缓慢上升。而在那些地方，党卫军没有在苏联和波兰那种无拘无束杀人的自由。虽然抵抗浪潮还不是很普遍，但已引起了纳粹顶层的恐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Goebbels）在1941年末的日记中写道：“在法国的城市中，暗杀的瘟疫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蔓延着。我们的军队指挥官没有花力气去让它们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