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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4页）

低热，头昏，嗜睡。

高热，时有清醒，多梦，但无法复述梦境。

高热，头顶却有清凉感，眼睛有异物感。

高热，眼睛有灼热感。

高热，昏迷，醒来无食欲。

高热，呕吐。

低热，眼睛有穿透效果，能看见人的血管在皮下奔流。

低热，眼睛有奇怪的穿透感。

……

三个星期过后，姐姐并没有出现教授所希望的样子，相反，她开始呈现出另一种迹象，要么蒙头大睡，要么睁开鹰一般深邃的双眼，神态亢奋，胡话连篇。是的，她的眼睛有点变了，瞳孔变小，发黄，像一枚通体透亮的玛瑙珠子。

实验失败了。教授经过一再检验，发现姐姐不但没能回到以前，反而呈现出某些智障患者和精神病人才有的征候。

教授非常小心地把姐姐藏了两三个月，这中间不断地采取各种补救措施，药物治疗，精神诱导，甚至催眠疗法，最后，他甚至想试试**这个最原始的办法，企图唤醒她的某些记忆，但他的搔扰把姐姐惹烦了，她突然一低头，在他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没办法，他只好找到了我。

我决定去打官司，教授劝阻了我。他手上有姐姐跟他签定的合同，“自愿参与‘一号药剂’实验，自愿承担一切实验后果。”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教授一直不承认是他的药剂有问题，他说姐姐一直有着强烈的恐惧感，她像任何实验者一样，对服用的药剂有些担心，对预计的实验结果信心不足，这种不良情绪正是导致实验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说：“黄教授，你对你的‘一号药剂’就这么有信心吗？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在自已身上实验？”

教授眨了眨眼睛。“没有这个惯例。”

我紧紧挽住昏昏欲睡的姐姐，以防她突然倒下去，她垂下脑袋，依偎在我的肩头，一副乖巧可爱模样。我又说：“教授，好端端一个人，变成了这种样子，你作何感想？”

“我很遗憾，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我想要的。你放心，我们会尽量给她最好的治疗。”

教授所谓最好的治疗，就是把姐姐送到精神病院里去，接受“专业”治疗。

我一时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只能由他们去安排。临走前我说：“教授，让你的药剂见鬼去吧，天下再也没有哪个傻瓜来替你做实验了。”他一笑，拍拍身边一沓表格说：“那可不一定，招募通知一发出去，申请书就像雪片般飞来了。你要知道，人人都想做个非凡者。”

教授最后怜惜地摸了一把姐姐的头发，说他就不送我们去那个地方了，那种地方比医院还让他伤感。他说他一定会想办法把姐姐唤醒过来的，但不是现在，现在他没时间，这件事必须放在他的“一号药剂”试验成功之后，该药剂必须尽快研制成功，因为他以此为由费尽周折申请的某项基金已获批准，许多部门、许多人正对他的实验结果翘首以待。

姐姐的行李也从那间灰白相间的小房间里拿出来了，包括她一天一天记下来的日记，我得把它们统统拿到精神病院里去，也许姐姐将在那里过完她的余生。当然，作为实验成本，这笔钱将在教授的基金里支付。

十年过后，父亲出狱了。

他费了些周折才找到家门。十年间，长乐坪的市容发生了很大改变，街道由原来的三条变成了九条，我们家从原来的陋巷变成了闹市中心的一片小小阴影。

姐姐住在长乐坪精神病院里。前两年，我把她从教授安排的那个精神病院转到了这里，那地方太远了，不方便探视。现在，我每个星期都去看她，她好多了，除了身体比以前稍胖了些，她的模样几乎又回到了从前，医院的医生们也觉得她几乎康复了，再观察一阵就可以出院了。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姐姐，没想到姐姐恐慌极了。

“我不出院我不出院，我是病人，我要治病。”

她一边说一边抓散头发，在医院门口的小花园里转起了圈圈。我拉住她，答应她不出院，她才安静下来。从这以后，每次见到我，她都要眼巴巴地求我：“我不出院哦，我不出院，我害怕。”我知道她在怕什么，她宁肯呆在医院里，也不愿看到这个让她无所适从的世界了，但她终归要走出这个地方的，除非她的病永远治不好。我故意拉下脸来，严肃地说：“不出院怎么行？人不能一辈子呆在医院里，所有的病人都要出院，都要出去健健康康地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姐姐的主治医生找到我，他有些疑惑，说姐姐的情况明明有了很大好转，谁知这段时间又加重了，他希望我这个家属能多来看看她，配合医院的治疗。我想，刚刚痊愈的姐姐可能又得了另一种精神病。

这中间，李安生回来过一次，他的样子变了许多，他以前是个白皮肤黄头发的家伙，身上集中了洋气与野性两种味道，现在，他变得很黑，而且很瘦，也不爱说话。他手上拿着一叠报纸，打开一看，全是关于黄达教授和姐姐的报道，那时的姐姐，披着长长的卷发，裹一袭怪模怪样的白袍子，像天外飞来的古怪精灵，完全不像现在，老老实实，憨憨厚厚，一坐就是半天，不说也不动。

我和李安生一起去看姐姐，姐姐那天状况不太好，医生不让她见家属。她坐在轮椅里，隔着铁栅栏，目光漫不经心地落在我们身上。即便到了这种地步，姐姐依然是美丽的，她的头发很长很长，直垂腰际，她默然端坐，腰背挺直，像一具蜡像。医生说，跟别的病人不一样，她过分安静，她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扮雕像，说是与众不同的人，才有资格留下雕像。李安生久久地站在那里，我偷偷观察过一次，他并没有看姐姐，他看着脚前一米远的地方，呆呆的不知在想些什么。我叫他，他不应，我决定先走一步，莫老师还在书店里等我去换班呢。

从劳改农场回来的父亲，样子变得有点迟钝，还多了一些坏脾气，动不动就冲人冷笑，还瞪眼睛。有一天，他瞪着眼睛问我，姐姐回来后为什么迟迟不去看他，我说了实话，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的遭遇，姐姐的遭遇。他听了，咧了咧嘴，跌坐在椅子上。

整整一天，他没有改变姿势，他不说话，也不吃饭。他面色黑里透黄，好像不是情绪的原因，而是生理的原因。

说实话，父亲让我觉得陌生，我知道自己应该去跟他说说话，跟他亲昵一些，甚至应该跟他抱头痛哭一番，可我做不到，我的身体不听我指挥。

他的坏脾气一夜之间消失了，他突然变得谦卑起来，他做饭，洗衣服，清理衣柜和杂物，打扫卫生，还说要去找工作，挣点工资补贴家用。

一天深夜，父亲在外间叫我的名字，他让我去找把斧子来。

我把斧子递给他，他接过去，猛地一下劈在护墙板上，斧子牢牢地吃进木板里，他拽住手柄，用力一别，护墙板断了，与此同时，一把把用保鲜膜包着的钞票啪嗒啪嗒地掉了出来。

就像凭空掉下一个炸雷，我瞪着那些钞票，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不看我，继续劈着护墙板，一把把憋闷已久的钞票欢叫着跳了出来。

“这就是那50万，这就是你们的爸爸不惜毁灭自己，用十年牢狱替你们挣下的50万。”当的一声，父亲把斧子扔在地上，斧子的一角将地砖砍了一个小坑。

他看也没看那些钞票一眼，径直去了自己当年的卧室。

两个星期以后，父亲失踪了，连同他从护墙板里劈出来的那些钞票。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连张纸条都没给我留，他走前没有任何迹象，以至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怀疑，他已不在人世了，他兜了个大圈子，最终发现自己的计划只有自己理解，这对他来说，很容易产生虚无的感觉，他在极度的虚无感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