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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记者的中国调查（第1页）

《时代》记者的中国调查

尼克松总统访华使人们大开了眼界，对中国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尼克松总统回国后，少数美国记者得到机会，对中国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进行重新思考、深入调查，这同时也是全新的调查。《时代》周刊记者杰罗尔德·谢克特就是尼克松访华结束后获准继续留在中国采访的两名美国记者之一，他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大地上又逗留了12天。

南京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有一家农具店，那里的人们自己炼钢来生产拖拉机耙齿。尽管南京钢铁厂离公社不到5英里远，公社还是坚持自己炼钢，以作为自力更生的表现。

这看起来似乎是很荒唐的重复建设，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并不在意如何经济合理地利用资源，他们所注重的是发展工业、自给自足。这种自己动手的成效一般来说比较显著。例如，在上海造船厂，人们在设计只能容纳3000吨左右的货轮的船位上建造万吨级货轮。他们利用自动焊接机先预制一部分部件，然后再用国产的起重机将预制部件移动安装到位。通过这种方法，该造船厂将建造一艘船的时间由一年缩短到了7个月。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表现出中国人的工业创造性。上海钟表厂成立于1955年，成立之初只有55名工人。他们制造出的第一块试验表每天误差一分半钟。而现在上海钟表厂有3600名员工，每年能生产240万块钟表。工人们告诉我，这些钟表每天的误差不超过30秒。厂里的部分机床是从瑞士进口的，但是大多数精密的钟表制造工具现在都已经国产化了。

另一个例子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上海汽车制造厂能够生产2吨型卡车和上海牌轿车，但是工厂没有装配线，由成群的工人手工搬运汽车部件进行装配，然后再由起重机将汽车吊运到工厂的另一处再进行另一部分的组装。去年上海汽车制造厂生产了2900台卡车和（仅仅）500辆轿车，完成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制定的指标。该厂生产的轿车外观质量较好，看得出是经过精心装配的。但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看，该厂轿车的款式比较陈旧，因为其最近一次改换车型是在1964年。现在该厂正在建造一款更大、更宽的上海牌轿车，不过这款轿车的装配仍然无法实现自动传送，中国人还没有掌握此类机械技术。

中国汽车工业技术比较落后的一个原因是苏联1960年撤回了帮助建造该汽车制造厂的专家。该厂革委会委员梁文产（音）说：“苏联人给我们帮了倒忙。他们说我们这儿只能造出玩具汽车，他们回国时把图纸和计划都带了回去。”

在我所采访的大多数工厂，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元（27。27美元），而且至少在7年内都没有涨过工资。“工人不在乎自己拿多少工资，”梁文产告诉我，“他们希望能够减少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如果一个工厂的工人拿的钱比另一个工厂的工人多，那他们就不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虽然工人们缺少经济刺激，但他们表现得很满足。工厂总体比较整洁，工人的劳动紧张有度。每天的8小时工作时间内还安排有休息、就餐和锻炼的时间。在上海一家机床厂，我还看到一名女护士一边沿着机床分发维生素片，一边询问工人们身体上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走到每一处，都要了解人们对于进口外国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态度。我得到的回答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引用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话，然后再半骄傲、半抱歉地解释说：“是的，我们有很多缺点。我们必须向先进的国家学习——但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1966－1969年的“**”被毛泽东称作是维持革命势头的一种休克疗法。这种对精神造成极大伤害的自我批评方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作用最明显。在南京，我曾经同3位作家交谈过——两位小说家、一位诗人。在过去的5年中，他们除了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对革命戏剧的评论之外，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他们还在努力地“学习”，以便实现毛泽东说过的“一切文学和艺术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邓锋昌（音），42岁，曾在“**”前出版过3部小说和2本短篇小说集。他说：“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下工厂、下矿井、下农村，去体验人民的生活。否则，我们有什么可写的呢？”

尽管邓锋昌从1967年起就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他每月还是照拿110元（55美元）的作家工资。目前他正在学习革命戏剧，希望自己也能够写一部。邓还在改写其早期的部分作品，包括一部曾销售了21万册的童话集，他准备用无产阶级的方式来描绘其主人公。邓说：“我们的一部分作品需要进行改写和重新润色。时代在不断进步，我们的思想也必须不断进步。”邓对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主要苏联文学作品，以及契诃夫、普希金、海明威、马克·吐温和沃尔特·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都较为熟悉，但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任何美国当代作家却一无所知。

邓也坚信毛泽东的话，认为“文学必须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他比较喜欢契诃夫，因为契诃夫擅长描写普通人民——“当然他的作品还不能和歌颂工农兵的革命戏剧相比”。邓相信“**”使他和他的同事能够更好地描写当代的英雄。他说：“希望明年我们的一些新作品能够出版。”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对待性别的态度是令人迷惑的。乍一看，中国人对性别似乎根本没有兴趣：宽松的中性服装掩盖了身体的线条。在3个星期内我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穿裙子。不过，在北京和上海的百货商店的化妆品柜台上还是有相当多种类的护肤霜。在上海工业展销会上，我见到了一位使用过所有展销香水和口红（粉红、紫红、橙色等12种色调）的女导购。她吃吃地笑着说这些展品都是出口的。随后，展销会的一名男革委会委员向我解释说“中国姑娘喜欢自然美”。

在中国我见过许多非常漂亮、朝气蓬勃的年轻姑娘，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一些非女性化岗位上工作，如在机械车间里操作车床。同任何地方的漂亮姑娘一样，她们对周围人们投来的钦慕目光也总是报以会意地微笑。在上海造船厂，我曾经拦住一位身材高挑、皮肤白净的姑娘，她当时正扛着两台沉重的钻机。我先问了她几个关于她工作的问题，然后又问到她是否结婚了。她开始试图回避这个问题，说：“这是个个人问题。”随后她又笑着说：“没有，还没有结婚。”

婚前性行为在中国是严厉禁止的，情感和爱意的表达也非常受限制。除了上海黄浦江畔的中山路上偶尔能见到几对夫妇一起逛街之外，人们很难看到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小伙子见姑娘的地点除了学校、单位，就是人民文化宫。我采访过的所有中国男人都说他们就是在这些地方见到他们的妻子的。当我问他们是否对妻子说过“我爱你”时，他们都笑起来。上海一家报社的编辑告诉我：“没有这个必要。这些事情我们不用说出口也都明白。”

在中国，性也还是受到承认的。我所到的任何一处，当地公社、工厂的附属医院都有妇产科，它们发放免费的计生药品，并可提供廉价的流产手术。产房条件比较基本，但似乎也够用。妇女一般有50天产假，生完孩子后可在医院休养一星期。但是人们告诉我，她们一般生完孩子第二天就可以起床活动了。苏杭公社（音）的一名医生告诉我：“对在地里干活的女人来说，生孩子不算是什么难事。”该公社刚刚完成了对其原有130个床位的医院的扩建工程。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女儿则是没用的东西。在上海时，我的翻译余石特（音）告诉我：“我们已经转变了对生儿生女的态度。现在国家为我们养老，我们不用再依靠孩子来照顾自己的晚年了。”当问到对儿子将来的职业有什么希望时，中国人总是会回答说：“干什么由国家决定。只要是为国家工作，对我们的孩子都很好。”

上海《文汇报》的馆舍是“二战”前的西方式建筑，整体风格凝重，不过宏伟的大门前的大理石台阶已经破旧，内部的走廊也年久失修。但是这也许就是西方记者在这家中国最“红”的无产阶级报社里所能发现的最熟悉的东西。

一天，我发现一名编辑在排字室里排字。原来，为了强化“劳动经验”，所有的编辑和记者每周都必须有一天放下纸笔，到排字室排字、打扫卫生，或是用草绳把《文汇报》的7台国产高速印刷机印出来的纸捆扎起来。每年报社的员工都要被轮流派到机床厂或农场进行一个月的劳动锻炼。报社也定期接待20人到30人一批的农民或工人，为他们举办新闻采访速成班，然后他们再回到原单位，成为各单位的业余记者，也就是“赤脚记者”。沈国强（音），47岁，报社资深编辑，他说：“我们是到农村接受锻炼去了。”

自从1938年创刊，《文汇报》在很多年内都受到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喜爱，他们认为《文汇报》是中国最激进、最有争议，也办得最好的政治性报纸。该报纸比中国其他任何报刊对苏联的态度都更强硬，并通过其对革命戏剧的述评表现了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

《文汇报》很便宜，每份的售价只要2美分。“文革”前，其发行量还不到14万份，现在却猛增到了80万份。沈国强是报社工资最高的员工，每月的工资为42美元，他还是革委会主任。革委会负责制定政策，成员包括共产党的干部、军人、农民，以及印刷工、排字工和编辑。负责日常工作的是沈国强和他年轻的副手王春兰（音）。王春兰今年32岁，来报社工作之前是一家搪瓷器厂的工人。每晚7点，报社的12名主要编辑都要在会议室讨论稿件问题。会议室内悬挂着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报纸有4版，头版主要报道国内事件；其他几版中，一版是上海地区新闻、一版是马列主义学习、另一版是国际新闻。所有的国际新闻消息都来自新华社的自动收报机。

报社编辑们要安排“调查报告”，但不是杰克·安德森所做的那种调查报告，而是关于上海第一商业局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学习之类的报告。有时编辑们会一直等着一幅西哈努克亲王结束对越南访问回到上海的照片，而将晨报拖到下午（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才发。

编辑们是否有义务披露官员们所犯的错误呢？“当然有。”从会议桌的另一头传来了王春兰的回答。那么，《文汇报》如何反映最近北京所发生的斗争呢？“对此我们不太清楚，”王春兰微笑着说，“我们无可奉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