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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的长征之路（第1页）

尼克松的“长征”之路

从1955年起，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过134次会谈，但都没有真正地交换过意见。双方交换的是口号，而不是真正的谈判方案。

尼克松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含糊地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对话途径是通畅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愤怒的孤立”这一词组使人回忆起他在1967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中国人没有被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所打动。

在就职典礼之后的第二天，新华社指责尼克松是“垄断资产阶级集团”选定的新“代理人”，以实现“美帝国主义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走投无路的尼克松竟说到了未来……快要进坟墓的人用幻想中的天堂来安慰自己，这反映了一种接近死亡的阶级的自我陶醉和绝望的挣扎。”

在最初的日子里，尼克松的确有些自相矛盾。由于美驻欧洲一个国家的大使未能阻止该国承认北京，尼克松说这个大使是“灾星”，写信给基辛格和罗杰斯，要求他们马上“撤掉他”。

然而不久，尼克松却给基辛格写了个备忘录说：“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试探应私下进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到公开出版物上面去。”

1970年1月8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中美华沙会谈将在1月20日恢复。会谈的气氛是实实在在的，并为以后双方进一步的沟通定下了方案。据基辛格后来回忆，2月20日，中国人一到美国大使馆就做了一件使主人大吃一惊的事：他们建议把会谈移到北京举行。他们还暗示，欢迎由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率领代表团。

北京会欢迎美国官方派代表团到那里去，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不管怎样，美国没有立即接受中国的建议。基辛格拿不准这项建议是否只是为了破坏华盛顿同台湾的关系，还是中国确实想要进行更认真的讨论。他也不能断定北京是不是举行会谈的理想地点。

美国务院的专家也有他们担心的问题：中国是否会给予到北京去的美国谈判人员以“外交豁免权”？中国是否会允许美国人建立跟华盛顿通信的“可靠”渠道？日本人和台湾人是否会把这一次北京之行解释为美国人向中国人磕头？美国人为什么非得像过去的外国朝贡者那样跑到这个“中央王国”去呢？难道不可以反过来吗？

后来中国人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姿态。10月1日中国国庆节的这一天，面带笑容的76岁的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检阅台，紧挨着毛泽东站着的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官方摄影记者把镜头对准了这两个老朋友，闪光灯一亮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息：毛泽东允许了向华盛顿接近的行动。基辛格不需要翻译也懂得它的含义。10月初，尼克松接受《时代》杂志的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我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7月15日下午2时45分，白宫发出了一个通知，说数小时之后，总统将发表一项“重大声明”。美联社说，白宫拒绝事先透露声明的内容。

下午5时45分，尼克松总统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发表了一篇7分钟的简短演说：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3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7亿5000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

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

……

尼克松一念完他这篇惊人的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了在场的评论员，让观众听听他们的反应。这些人全怔住了，他们目瞪口呆，直愣愣地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也是如此。

1971年10月16日，基辛格开始了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美国访华团全体人员。他说，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语言——也是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了16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来北京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会取得积极的成果。

周的这些谈话奠定了基辛格此行以后几天的热情的基调。基辛格没有料到，最戏剧化的情况是在讨论尼克松访问公报的时候。本来公报应该是归纳讨论中很自然地产生出来，而事实却常常相反。如果等到真正访问的时候才起草公报，那是自找麻烦。

尼克松已经授权基辛格来谈判他的访问公报。基辛格和他的工作人员起草的一份公报初稿，是尼克松看过并批准了的。这份公报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词汇掩盖分歧；它用这种方法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的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

周恩来对美国访华团说，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对美国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公报必须摆出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辞就“不是真实的反映”。美方初稿的含义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中国人认为斗争比和平更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中国人并不怕面对现实的分歧。

如果联合公报没有完全体现出美中之间所取得的进展，那么尼克松此次北京之行肯定会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访问。因此，联合公报可能会多说一点儿，可能出于友谊的需要而选择措辞，而放弃了许许多多对有关具体问题的阐述。

双方均避免使用最尖刻的语言，事实上，都是有关争议的部分。与普通的联合公报有所不同，各方均保留一段文字用于就当前的重大事件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各自所热衷的事业据理力争，擂鼓助威。美国宣布将努力缓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并保护自由，而中国人则声称将致力于解放被压迫的人民的信念，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很明显，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宣传行为。与此同时，两国都试图安抚各自的盟友。美国试图给南越和南朝鲜（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为台湾）打气；而中国则给越共和北朝鲜以鼓励。美国称，联合公报把美日友好关系置于最高利益的地位，加以考虑；中国则表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与扩张”来加以回应。

鉴于两国认识到“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双方认为协定的制定应该基于几个较大的领域。它们将“在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它们将会拯救世界，避免出现爆发全球战争的危险。双方都不寻求在亚洲建立霸权，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在本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它们一致认为“绝不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任何谈判”，或在任何情况下相互支持，直接反对另一国。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每一个步骤都显得十分小，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意义。双方鼓励进行科技、文化、新闻和体育交流；同意扩大双边贸易。尽管正常的联系尚未建立，中美外交接触的形式尚待确定，但可以确信，中美交往将会是频繁的。

公报的内容毫无疑问将是未来几天甚至几周，双方争议的焦点，不可避免地可能会出现有失公允的地方，就像打乒乓球一样，要想取得每一分都必须付出努力。任何一方如果试图胜出，必须拿出看家的本领。人们可以看到，美国虽然接受了万隆会议上有关和平共处的原则，但心里是极不情愿的。另一方面，中国支持有关“在亚太地区寻求霸权”将不能成为一个行为良好的邻居的提法，这是中国几个邻国在实践中所倾心的行动准则。正如基辛格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在联合公报中与中国讨论霸权主义，似乎与仅仅6个月前不甚相同。

至于中国所谓的“关键问题”——台湾的地位——美国似乎制造了新闻，做出了妥协：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发表这种声明，并可以肯定会导致在焦躁的台湾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出现新的震动。

然而，事实上这种从无力支撑局面的位置上“撤退”，尼克松早在《关岛宣言》中就做出过暗示，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在公报中只是台湾问题的重提。台湾问题最终还是要在中国人之间和平解决。

在外交方面，行文格式及措辞大有学问，甚至包括陈述一些明确无误的事实。在表面上，美国似乎并没有得到一些明显的好处作为回报，中美双方的分歧似乎依旧难以弥合。对于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帮助（人们对此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而且如果真的对结束越南战争有好处，公报中一定会提到）。尽管一些人希望举行一次亚洲和平大会，但公报并没有就此发出呼吁。很明显双方也没有就日本作为亚洲一支重要力量对外扩张达成一致意见；没有针对朝鲜半岛的分裂问题拿出对策。公报提及了苏联威胁，这成了双方首要的向心力，只有参加者才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公报指出要摒弃一方与其他国家结盟反对另一方。基辛格因为说“新的中美关系并不直接针对苏联”而在记者招待会上受到猛烈攻击。基辛格只是宣称莫斯科因为一些原因不能轻而易举地取信于人。

但是文化交流（始于允许《时代》杂志的记者杰拉德·施克特和美国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在中国逗留更长一段时间）、贸易和外交的意向为未来达成进一步的协定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总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要在公报中写入一些东西，所以要谈的东西很多，不会出现面面相觑的冷场，眉飞色舞的基辛格以肯定的口吻称，双方非常满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也许很不错，但是期待仍然留在旁观者的目光中。对于一些人来说，公报所包括的内容太少了，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意味着太多太多。

在美国，总统此举冒着失去自己部分选民的风险。保守派抱怨他在得到大量回报的许诺之前，似乎走得太远了。为了这次“作秀”，他对东道主大加赞扬，他把自己置于一个祈求者的位置。在公开的与毛泽东会谈的镜头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件当然的事情。他好像接受了地位低于毛主席这样一种情况。

在中美首脑会晤前，由于心中充满欣快感觉，一些评论家过于偏激，以至于忽视中国政权显而易见的社会主义特性政治。现实是记者眼中的中国是沉重而朴实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