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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母亲呼唤良知（第1页）

第五章母亲呼唤良知

西方智者魏斯曼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对富有的追逐，常常使善良人变得贪得无厌，变得罪恶累累。

其实，进入20世纪末的中国，作为一个以飞驰的速度走入现代化文明国度的历程，是本不该出现一幕幕罪恶累累的野蛮与愚昧的。然而，就像一丘无人管理的山地上要长出毒梅与刺荆那样，当人们追求富有的本能开始不断膨胀时，罪恶与愚昧就如一对孪生兄弟，在落后的中国山河不仅脱胎齐出，而且生长得异常壮健。它大有将好端端的江山折个跟头，将辉煌的民族推至深渊之势。

金山在哭泣，大地在呼救。

现代化的民族不能没有文明。国人在拭目以待。向血腥与愚昧宣战像我们的国家机器一样，新中国的矿山与矿山资源，几十年来一直是作为“国有”而被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大概是因为到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阶段，山民们断然“醒悟”地指着地，对天高呼：我们祖辈在这块黄土上繁衍滋生，土地归还了，矿山也应该归还——当然还有山和地底下的宝贝疙瘩。依据这样的观点和推理，于是便有了全国性的如火如荼地乱抢乱采国家资源的疯狂黑潮。有人传言，说中国的领导人对两件事最头疼：一件是抓计划生育，一件便是刹抢矿窃宝风。“再难也得抓。”中南海的决心已定。

1986年3月19日，在各界多年的强烈呼吁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矿产资源法》，同年10月正式在全国实施。根据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将贯彻执行矿法的职能赋予了地质矿产部。中国一件最难办的事，竟是让一群手中既无枪杆子，又无印把子的“地质郎”们擎起了捍卫共和国资源尊严的大旗。

历史有时非常有趣。找矿人同时还要当护矿人。

公安局执法有一支手枪一副镣铐，工商局执法有一张执照一本罚款单。矿管人员执法靠的啥？

靠一张嘴皮，一双腿。

“啥，几个连烟屁股都摸不清的人想跟局子里的人一样来管我们？哈哈哈，这不是酱缸上走路，当心踩空了沾一身霉气喔！”

这话是刘永胜第一次作为区矿管局长进山检查工作时，碰到一位矿主而听到的第一句“奉承”他的话。第一代中国矿管工作者打头一回穿上警不像警、民不像民的“矿管服”后就没人买过他们的账。

但是，两位局长加一对兵，4名汉子执着一个图章，依着一张桌子，在区政府一间15平米的招待所内却开始了前人未做过的一项事业。

刘永胜他们是在向一群法盲加野蛮的人交战。惟一的武器是一张嘴巴。

一场早于《计划生育法》和《土地法》的规模宏大的《矿产资源法》宣传开始了。26辆（次）宣传车开进9个乡、镇的山庄村寨，458幅高出人头的巨幅永久性宣传标语，横钉竖插在公路旁。马路边、房屋顶、石岩上……《中国地质矿产报》记者刘承国来此采访曾这样描写道：“好些标语、口号统统标贴在明、显、要处……几近是硬性灌输，除非你走路闭上眼睛，否则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那悬在半空、耸立在大山岩壁上的矿法宣传标语，一个劲往你眼里扎。除非你不听广播或堵上耳朵，否则不论在家中，还是走出门户，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那‘法’的条款，领导人的辅导讲话，一股脑儿地向你耳朵里钻。慢慢地，矿区男女老少，开矿的不开矿的，都知道国家又颁布了一个《矿产资源法》，人们熟悉依法开矿就如同熟悉计划生育一般。”

刘永胜有一个高招。那年春节刚过，他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搞起了矿法知识学习考试，而且明确要各单位领导干部参加，你道多少人参加？3，200余众！

一个小小的坊子区，那么37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靠几个人的煽呼，出现如此浩大的宣传鼓动活动，你仔细想一下，便会感到震惊。

何海庭，这位已有20多年工龄的“地质郎”，打担任青龙满族自治县地矿局矿管股长后，就成了一个“死心眼”的人。

1988年5月，他到四道河采金点整顿，取缔了6个非法采金的坑口，这中间有人是有“靠山”的主。于是，他前脚把坑口埋了，后脚就有人跟到他家。先是来了位领导莫名其妙地批评了他一通“工作方法简单”，后又来一位老熟人拿出500元钱和两枚金戒指。何海庭没有要。“老何啊老何，你真是死拨浪鼓，都什么年代了，脑子还这么不开窍呀？再说，你也没想一想，你这个芝麻大的股长的任命书是谁签发的吗！”

何海庭笑笑，说：“我知道。不过，我这样做不是为自己的乌纱帽。”

“那为啥？”

“为国家矿产资源法的尊严。”

“一张纸？为一张360行行行都有的一张纸去舍家丧命，六亲不认？”

“是的。”

老熟人鼻孔哼一声，甩手便走了。身后留下了句话：“哼，有你开窍的时候！”

不久，何海庭真的碰上了一件别人要他脑袋“开窍”的事。

那是在他管辖的东马道矿区治理中，何海庭依法没收了某非法采矿者的矿石，并根据情节责令交出3，880元罚款。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不过，要我命之前，先当心你自己的脑袋开瓢！”

“我脑袋开瓢无关紧要，但你的罚款一定要交。”

“要是我就不交呢！”对方亮出一把挣亮的刀子。

“除非你敢割下我的脑袋！”

刀子在半空悬着，最后“呕”一声掉在地上。“对你这个人，唉……我服了！”

在向愚昧宣战中，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和人都能靠嘴皮可以赢得法律尊严的。

1988年7月ZI日凌晨，黑龙江七台河市矿管局的8名干部住在红卫区的一个小招待所，正酣睡着，突然从玻璃窗外飞进雨点般的石块、木棍，几名干部躲避不及，遍体鳞伤；1988年6月13日，云南文山州斗南锰矿。以副州长杨德兴和经委主任周尚为首的州矿管检查工作组进驻此地，被200多名采矿者围攻谩骂。副县长袁雄昌闻讯赶来劝说，100多人冲上去将其围住，私营矿主牟保兴和帮凶王春胡一边狂叫“打他个狗县长”，一边挥拳就朝袁的头部、胸部和腰部猛踢。县财政干部肖世友实在气愤至极，说了句公道话，竟被人抬起来从5米高的岩坡上扔下。

像这些壮烈牺牲的捍卫祖国矿产资源的英雄年年都有，随处可见。它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共和国的“资源卫士”们的赤胆忠心，另一方面则说明了那些破坏资源者的疯狂与罪恶。自1986年矿产资源法颁布至今的近十年间，各级政府和矿管部门公安部门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为控制与消灭这种疯狂的罪恶行径而努力，而且相应地建立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法令、法规与行政管理措施，使许多“热点”矿山的乱抢乱挖资源现象得到了控制。

然而，或许是人们坚定地奉行“靠山吃山”这样的传统信念，或许是人们根本没把国家的法律、法令放在眼里，或许是对金钱与富有的追逐使得许多人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在贯彻执行矿法的十年间，我们差不离可以这样结论：那些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地区，群众与地方政府内部不用多做工作他们也会好好地把握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那些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地区的群众和地方政府，你怎么苦口婆心地宣传或调天兵天将镇压，他们照样把好端端的矿山秩序弄得一团糟，直到把资源挖尽与破坏完为止。

中国的文明历程太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