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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作为图像的紫禁城（第2页）

因为时世虽大变，但曾经弥漫着帝制文化、皇权文化的那个实体没有任何改变；曾经散发着固化帝制、固化皇权的强大而奇异的“气场”力量的空间仍然原样存在。

况且，那种长时期的固定化了的力量太强大，行走在这样的“气场”中，此时此刻的“这一个”的视觉与感觉，很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被感化、被置换为彼时彼刻的“那一个”的视觉与感觉，亦即成为被图像图像化了的“图像”，被符号符号化了的“符号”。

于是，“这一个”移动的图像或符号，会随时随地不由自主地认同帝制文化、皇权文化，或它们的某一方面。

于是，现在的“这一个”便成了原来的紫禁城的附属与俘虏，即皇帝的附属与俘虏。

这样的事实其实屡见不鲜。

这是我反复强调行走在紫禁城“图像”中的人必须自觉坚守现代理念理性的理由。不只是成百万上千万的参观者，也包括紫禁城的保护者、管理者、传播者。后者尤其重要。

一方面存在紫禁城图像对于“我”的绑架与俘虏，即对“我”的负面影响与改造的危险；另一方面，在对紫禁城图像的解读与感悟中，“我”对于紫禁城图像的选择、置换与再造的空间无限宽广。

一切基于紫禁城建成之后，特别是紫禁城成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图像之后产生的多义性。

紫禁城既是一个实体，也是一个象征体，更是一个成为图像之后能够激发无限想象的空间。

紫禁城的建造理念，几百年来的实际使用，尤其是近百年的功能转换，使得这一形态未改的建筑实体，在图像意义上一直处于“生长”状态。

由建造理念决定，建造之时就赋予建筑本体有多重意义，明显的、隐含的、象征的，在后来的使用与转换中，更“生发”出真实的、虚拟的、视觉的、心理的、潜在的多重图像，也就是说，紫禁城图像是一个动态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随时间而继续。

紫禁城建造者的初衷，紫禁城“需要”和“想要”的理解，与后人的理解和可能的解读，永远不可能对等。

所以，理解和解读的过程，即创造的过程。不断“生产”出来的图像可以通过“我”的解读不断地“再生产”。

参观紫禁城，把紫禁城作为图像首先是视觉行为。紫禁城是看的，不是读的，但看也是读。要让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看，深化为认真的解读。

读属于帝王的紫禁城之图，读属于自己眼睛、自己心灵的紫禁城之图。

当参观者用自己的眼睛与心灵把紫禁城作为完整或分解的图像来读的时候，事实上已进入重构的创造状态。此时参观的对象已不再是建筑客体而成为参观者的主体创造了。这样，参观者就可以进入读懂原本属于建造者的帝王之图和属于自己的眼睛与心灵之图的境界了。

前面说过，紫禁城是皇帝为自己建造的。然而，中国的帝制一去不复返了，建造紫禁城的实际目的与使用功能也一去不复返了，谁也不会有再建一座紫禁城的白日梦了，紫禁城的原创意图就此终结。

前面也说过，紫禁城并不是在建筑美学指导下设计建构，但由于文化的原因，作为“主产品”的意义与作用虽然随风而逝，而作为“附产品”的如紫禁城图像的美学价值、美学意义等反倒可能成为永恒。

在本书中，我所关注和集中讨论的就是紫禁城的“图像”之美。

如我将要在后文中论述的那样，紫禁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皇权宗法礼教、中国古老哲学诗学的形体化、格式化、标准化、图像化，因而作为东方古代建筑的集大成之作，紫禁城建筑留给人们的是无与伦比的东方建筑之美。

紫禁城之美体现在紫禁城的选址、规划、布局、结构、造型、着色中，体现在紫禁城的高低错落、疏密协调、宽窄相间、空间节奏、光影变幻中，体现在紫禁城整体的统一、完备、端庄和变化差异中的对应、和谐、均衡、灵动中。

一句话：紫禁城整体的浪漫想象与细节的灵感闪烁，镶嵌在高远、博大、深厚、精致的文化背景上。

紫禁城就这样凝结为经典图像。

这样的经典图像经得起历史的筛选，经得起历史的挑剔，经得起现在与未来的想象，不论是它的整体，还是它的局部，甚至是那些最细枝末节之处，最不为人们注意的角角落落。

既凝固又变幻的紫禁城图像属于它的创造者，属于近600年来所有见到和想到它的人们，更属于今后见到和想到它的每个人的眼睛和心灵。

不只是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人们，也不只是从事造型艺术、工艺美术的人们，所有从事艺术创造、艺术设计的人们，都能够随时随地地从伟大的紫禁城中汲取艺术创造的灵感；任何一个人，只要有属于自己的眼睛和心灵，都能从紫禁城图像中直观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多方面的表达和东方建筑美学的强烈感染与无限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