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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皇帝的整人日常天子也喜欢恶作剧（第3页）

审讯杨名时的时候，好不容易审出了他的一条罪证：他曾收受手下四匹缎子和一对金杯。

面对这十分难得的进展，雍正却不满意。他后来跟心腹大臣鄂尔泰交底时说：若不先治其假誉，反成伊千百世之真名矣……此辈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但此种类，若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遂伊之愿也。

意思很明显，针对杨名时这样的人，不批倒搞臭他，只从肉体上消灭他，是意义不大的，反而会助长他的名气。

雍正始终认为，搞倒杨名时并不真的是要弄死他，而是要撕破这样一个士人领袖的“假道学”伪装，给全国科甲出身的士人一个深刻的打击和教训。

可见，这个案子的套路，跟他整钱名世如出一辙。

又过了两年，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案爆发。

湖南落第书生曾静指派学生张熙投书策反封疆大吏岳钟琪，被告发。该案牵涉范围之广，实属空前。因查出曾静受反清志士吕留良思想影响，尽管后者已经死了半个世纪，但还是遭到剖棺戮尸。吕氏后人或被鞭尸，或被斩首，或流放为奴，惨不忍睹。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曾静案的两名主犯，关了一年大牢后，竟然没事。不是雍正宽容，而是他又发明了新的整人办法。

雍正将曾、张二人的口供和忏悔书，连同批判文章，编辑成书出版，命令各地学校都要收藏此书，好让读书士人、乡曲小民都读得到。

这还不过瘾。二人被命为义务宣讲员，到各地现身说法，当众作践自己，真诚忏悔，痛哭流涕地倾诉皇上的大恩大德，并逐条批判他们对雍正进行过的指责，消除社会不良影响。

整个清代，顺治、康熙时还有明遗民的两根硬骨头在撑着，经过雍正这么一操作，在心灵上或鞭打，或“按摩”，已经没有人知道骨气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了。

07

在整人这方面，雍正的儿子乾隆，可谓得到了父亲的“真传”。

根据历史学家统计，乾隆一朝，有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一百多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些文字狱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江苏人徐述夔中过举人，但参加会试时，被认为答题语出不敬，遭到禁考的处罚。从此，他回到故乡以诗酒消愁，晚年才得到一个拣选知县的身份。他病逝后，他的儿子徐怀祖将其诗集《一柱楼诗》等著作刊刻发行。这本诗集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大约十几年后，徐怀祖也病故了。这时，徐怀祖的儿子徐食田与同乡大家族蔡家发生土地纠纷。蔡家人放言，如果徐食田不让步，他们就将其祖父的遗著《一柱楼诗》呈交朝廷，因为他们发现，诗集里有“诋毁本朝”的句子。

这件事从东台县衙一直闹到了省里。江苏布政使陶易最终认为，蔡家是挟私报复，故将案子压了下去。

但蔡家并不死心。

仅仅两个月后，蔡家又托人将《一柱楼诗》递给了江苏学政刘墉。刘墉的政治敏感性很高，立马将此事报告乾隆。

乾隆看完诗集，震怒。他从徐述夔的诗集中，翻出了两句诗——“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然后解读说：“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实为罪大恶极。”

但按现在的理解，乾隆显然对这两句诗作了过度解读。徐述夔不过是把自己比喻成一只鹤，希望展翅高飞罢了，却因为出现了“明”“清”等字眼而给了多疑的乾隆整人的“借口”。

乾隆命两江总督萨载和江苏巡抚杨魁调查这起所谓“逆诗重案”。其实，皇帝本人已经定性了，也不用调查有罪与否，只需要确定涉案人员的波及面有多大。

最后，因为一本诗集，已经去世的徐述夔、徐怀祖父子二人遭开棺挫尸、枭首示众；徐食田、徐食书兄弟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徐述夔整个家族，年十六岁以上者，皆处斩，十五岁以下男丁及女子，皆付给功臣之家为奴，共两百余人受到牵连。

不仅如此，连为《一柱楼诗》写跋、校对、刊刻的人，也受到处死或流放的罪罚。著名诗人沈德潜尽管已去世多年，但因为曾为徐述夔写传记，受该案连累，其礼部侍郎官爵、尚书加衔及“文悫”谥号尽被革去，御制祭葬碑文一并被毁，其在乡贤祠内的牌位亦被撤去。

《一柱楼诗》案爆发三年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西巡五台山返程经过保定，退休官员尹嘉铨让儿子给皇帝送去了两份奏折。

直隶博野（今河北保定博野县）人尹嘉铨，出身理学世家。

他的父亲尹会一，因为孝顺而闻名，官至吏部侍郎。尹嘉铨为官时，曾奏请乾隆皇帝，提出让八旗子弟读朱熹编写的儿童教育读本《小学》，深得乾隆赞许。此后，尹嘉铨以名儒自居。

乾隆经过保定时，尹会一已去世三十多年，尹嘉铨则退休在家。尹嘉铨让儿子带给乾隆的奏折，内容是请求皇帝把尹会一和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等一并从祀孔子，并请求给尹会一一个谥号。没想到，乾隆看后怒气冲天，御笔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尹嘉铨为了光宗耀祖，竟然敢向乾隆索要“家族荣誉”，真是老糊涂了。但乾隆对于尹嘉铨的“过分要求”，并不是骂两声就完事了，他想到背后肯定有更深层次的阴谋。于是，他当即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给刑部审讯，并指定官员前往抄家，而且特别嘱咐，一定要留心搜索检查“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

是的，皇帝又想从文字入手整人了。

刑部的人终于从尹嘉铨的文章中查到了两处“大逆不道”的地方：一处是，尹嘉铨写有“为帝者师”的字句；另一处是，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

对于前一处，乾隆自己批驳道：“尹嘉铨竟俨然以师父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加以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父？”

对于后一处，刑部的人指出，当今圣上已经写了《御制古稀说》，皇帝临御四十六年，励精图治，这才是“自古所稀”，你怎么敢妄称“古稀”呢？

人生活到七十，按惯例就称“古稀”，谁知道这竟成了皇帝专用的词了？尹嘉铨没有办法，只能说自己“狂悖糊涂”。

最终，七十余岁的尹嘉铨被判处绞立决。乾隆还特地解释说，他本意不想杀人，但“为世道人心起见，不得不明示创惩以昭炯鉴”。那个只想着通过皇恩浩**来光宗耀祖的尹嘉铨，恐怕到死也搞不清楚，自己怎么就成了皇帝杀鸡给猴看的牺牲品。

关于尹嘉铨的结局，清代的野史笔记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在执行绞刑前，乾隆召见了尹嘉铨，将他数落一番，准其免死，让他回家种红薯。尹嘉铨千恩万谢，说我以后天天烧香祈求上天保佑圣上，我争取活到一百岁，不敢一天间断。乾隆哈哈大笑说：“汝尚欲活至百年乎？”于是挥手让尹嘉铨出去。

两种结局虽然相去甚远，但对于乾隆而言，意义是一样的。只要让人服服帖帖，他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