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说,你这全都是胡扯,他听了生气地说:
“我的天呀!瞧你的脾气有多么坏!这故事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仔细讲给我听的,可你却说……”
他常去基辅面见“圣徒”,而且说:
“那个城市很像我们的村庄,同样坐落在山上,还有一条河不过我忘记它叫什么河了。跟伏尔加河比起来,它不过是一条水沟而已!老实说,这个城市很乱。所有的街道都曲里拐弯,通到山上。那里的老百姓叫‘一撮毛’[169],跟米哈伊洛·安东诺夫的血统不一样,而是一半波兰人,一半鞑靼人。他们净胡诌八扯,不正经说话,平时蓬头垢面,邋里邋遢,而且还吃癞蛤蟆——他们那里的癞蛤蟆一只有十普特重。他们把牛当作交通工具,甚至还用牛耕地。他们的牛非常棒,最小的也比我们的牛大四倍,体重八十三普特。那里的修士有五万七千名,主教二百七十三人……喏,你这个人真怪!你怎么能跟我争论呢?我是目睹其实,亲眼所见,可你呢,你去过那里吗?没去过。喏,这不就结了!我呀,老弟,最讲究准确无误了,丁是丁,卯是卯……”
他喜欢数字,从我这儿学会了加法和乘法,但是他对除法非常头疼。他对多位数的乘法情有独钟,不怕算错,常常用木棍在沙地上写一连串的数字,瞪大孩子般的眼睛,惊讶地望着它们,赞叹道:“这玩意儿谁都念不出来!”
他这个人邋邋遢遢,灰头土脸的,衣服破破烂烂,可是他那张脸,模样长得倒不错,留着一把卷曲的、很有意思的长胡子,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笑起来像个孩子似的。他和库库什金身上有一些共同之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总是相互回避,尽量少碰面。
巴里诺夫曾经两次去里海捕鱼,因此,他总爱说:
“大海这玩意儿,我的兄弟,可不像别的什么东西。在大海面前,你只不过是一只小蚊子!面对大海,你简直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海上的生活是甜美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往那儿跑,连东正教的修士大司祭也只身一人跑来了:他做得不错!有个女厨师也是孤身一人,作为情妇,她跟一个检察官住在一起,喏,她还能要求什么呢?然而,她还是忍受不了,说:‘检查官,你待我很好,不过,咱们还是分手吧!’因为不管是谁,只要看见过大海,哪怕只是一次,他就会再被吸引过去。那里有广阔的天地。像在空中一样,天马行空,任人驰骋!我也要到那里去——永生永世。我不喜欢有很多人,这就是原因!我本想过隐居生活,藏身于荒郊野外,不过,我不知道哪儿有像样的荒野去处……”
他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在村子里东游西**,人们都瞧不起他,可是听他讲故事倒是很乐意,就像愿意听米贡唱歌一样。
“真能胡诌!挺有意思的!”
他那异想天开的故事,有时候连潘科夫这样一本正经的人都听得稀里糊涂了,有一次,这个不轻易相信别人的农民对霍霍尔说:
“巴里诺夫说,关于伊万雷帝的事,并没有都记载在书里,有许多东西被隐瞒起来了。他这个人——伊万雷帝——变化多端,曾经变成过一只鹰,所以,从那个时候起,钱币上便压制出一只鹰,这是为了纪念他。”
我发现不知有多少次了?所有那些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故事,有时甚至是编得很蹩脚的故事,比起那些描写生活真实的严肃故事来,人们往往更喜欢听他那些胡编乱造。
但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霍霍尔时,他嘿嘿一笑说:
“这种情况会过去的!等人们学会思考就好了,而他们一定会认清真理的。至于这几个怪人——巴里诺夫、库库什金,您应该理解他们。要知道,他们是艺术家,是耍笔杆子的。大概耶稣也曾经是这样一个怪人。请相信我的话,有些东西他编得还挺不错呢……”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所有这些人,他们很少而且不怎么愿意谈论上帝,只有苏斯洛夫老人经常而且充满自信地说:
“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的!”
而且我从这句话里总能听出一种无奈的情绪。我和这些人在一块儿相处得很好,从每晚跟他们的交谈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罗马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像是一棵高大的树木,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土壤,而它的根系在土壤下面和别的、同样古老的大树的根系交织在一起,这样,它们的每一个枝头上都绽放着鲜艳的思想之花,生长出茂密的、掷地有声的语言之叶。我从书中汲取了催人向上的蜜汁,感到自己在不断地成长,说起话来也更加自信了,因此,霍霍尔曾不止一次地笑嘻嘻地夸奖我说:
“马克西梅奇,你干得不错啊!”
我非常感谢他对我说的这些话。
潘科夫有时候将自己的老婆带到我们这里来,她个子矮矮小小的,样子很温顺,长有两只聪明的蓝眼睛,一身“城里人打扮”。她不声不响地坐在一个角落,怯生生地抿着嘴唇,但是没过多久,她便惊讶得大张着嘴,眼睛也瞪得老大。有时候,她听到一个什么要害的词,便双手捂住脸,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这时潘科夫直向罗马斯递眼色,说:
“她听懂了!”
常有一些非常谨慎的人来找霍霍尔,然后他和他们一块儿到阁楼上来找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阿克西尼娅给他们送吃的和喝的东西,他们就住在那里,这事除了我和女厨子,别的谁都不知道,女厨子对罗马斯就像狗一样忠心耿耿,几乎把他奉若神明。每天夜晚,伊佐特和潘科夫便把这些客人用小船送上过往的轮船,或者送到洛贝什基的码头。我从山上向下观望,只见一条小船上的透光镜在黑乎乎的,或在月光照耀下白花花的河面上闪闪发光。为引起轮船船长的注意,小船的上方还吊着一盏灯,我看着这一切,感到自己也参与了一项伟大而秘密的事业。
玛丽亚·杰连科娃经常从城里到这里来,但是,我从她的眼睛里已经看不到那种使我感到很不自在的目光了——我觉得她的眼睛很像是这样一个姑娘的眼睛:她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美貌而备感幸福,也因为有一个很帅的大胡子男人在追求她而心花怒放。他跟她说话的时候就跟和大家说话时一样,态度非常平静,略微带几分嘲笑的意味,只不过是胡子捋得更勤了,目光也显得温存多了。而她那尖细的嗓音也充满了愉快的情绪。她穿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浅色的头发上系着一条浅蓝色的发带。她那孩子般的双手,不知为什么,总是闲不住,见什么摸什么,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她一直在哼哼着什么歌曲,也不张嘴,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同时用一块小手绢在自己稚嫩的红脸蛋前来回扇着。她身上有某种新的使我感到非常别扭的东西,令人非常反感和气愤。我尽量少跟她见面。
七月中旬,伊佐特不见了。有人说他被淹死了。两天后,事情得到了证实:在距离村子七俄里远的下游处,他的小船被冲到了岸边的草地上——船底破裂,船舷被撞碎。人们对这一不幸事件的解释是:大概伊佐特在河上睡着了,他的小船撞上停泊在距村子五俄里下游处的三艘驳船的船头了。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罗马斯正在喀山。晚上,库库什金到店里来找我,垂头丧气地往麻袋上一坐,一声不吭,只看着自己的两只脚,后来,他吸了一口烟,问我:
“什么时候霍霍尔能回来?”
“不知道。”
于是,他用手开始使劲搓揉自己那张伤痕累累的脸,小声地直骂娘,喉咙里像卡了根骨头似的,一通吼叫。
“你怎么了?”
他紧咬着嘴唇,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发红,下颚直哆嗦。见他说不出话来,我十分着急,心想一定出了什么不幸的事儿。最后,他朝外面看了看,好不容易总算结结巴巴地说出话来:
“我和米贡一块儿去了,看见了伊佐特的船。船底是用斧头凿开的,你明白吗?就是说,伊佐特是被人害死的!不可能是别人……”
他不停地摇晃着脑袋,开始骂骂咧咧,一个劲儿地干号,嘴里脏话一直没断。后来,他闷声不响了,开始在胸前画着十字。眼看着一个农民想哭,但哭不出来,因为他不会哭,只是气得浑身颤抖,伤心难过得透不过气来——看着简直让人难受极了。他猛然站起身,拔腿便走,一个劲儿地直摇头。
第二天傍晚,几个在河里洗澡的男孩子,在一条被撞坏的驳船下面发现了伊佐特。驳船就在距村子不远的上游岸边,船体一半在岸边的石头上,另一半浸泡在水里,伊佐特的长长的尸体被钩在已经损坏了的尾舵上,脸朝下,四肢张开,脑壳已经空了,河水已经把脑浆冲走了。是有人从背后对这位渔民下的手,他后脑勺儿上的斧痕清清楚楚。河水把伊佐特冲得摇来晃去,把他的两条腿推向岸边,他的两只手也在随着水流晃动,好像伊佐特在拼命地想爬上岸来。
岸上有二十来个有钱的农民,黑丧着脸,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贫苦农民们还没有从田里回来。鬼头鬼脑、胆小怕事的村长挥舞着拐杖,前后一通忙活,他吸溜着鼻涕,不时用粉红色的衬衫袖子擦擦鼻子。身体健壮的小店老板库兹明叉开双腿,腆着个肚子,依次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库库什金。他板着个脸,紧皱眉头,但他那毫无表情的眼睛里也饱含着泪水,而且,我觉得他那张麻脸也怪可怜的。
“哎呀,简直是胡闹!”村长哭诉着说,两条罗圈腿在地上直跺脚。“唉,这些个农民,太不应该啦!”
一个人高马大的年轻女人——村长的儿媳妇——坐在岩石上,呆呆地望着河面,一只手哆哆嗦嗦地在胸前画着十字,嘴唇一动一动的;她的下嘴唇又厚又红,不知怎么的,看着让人感到很不愉快,跟狗的嘴唇一模一样,向下耷拉着,露出像羊一样的大黄牙。姑娘和小伙子们像一个个的彩球,从山上飞奔而下,灰头土脸的农民们也急匆匆地赶来了。人们小心谨慎地悄悄嘀咕着:
“这个庄稼佬也真够缺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