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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六如居士（第3页）

二是正德十三年（1518），伯虎四十九岁时，岳母吴氏病故，伯虎作了《徐廷瑞妻吴孺人墓志铭》。吴氏是伯虎原配徐夫人的母亲，徐氏约殁于伯虎二十五六岁时，伯虎曾作《伤内》诗悼之。从《徐廷瑞妻吴孺人墓志铭》中得知，徐夫人殁后二十余年中，伯虎尚与妻家往来不绝，所以，他自称“寅为女婿三十年”。于此也足见他不是那种寡情薄义之人。

三是当伯虎五十一岁时，弟弟子重继唐长民死后又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叫兆民，小的阜民。子重见伯虎没有儿子，就将兆民过继给他。嘉靖二年，伯虎去世时，兆民才三岁。后来，唐兆民在《遗命记》中沉痛记叙了这一段家史。

从以上三事的简略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伯虎晚景的不济了。而对他的生活造成更大的困难，像乌云窒息般地笼罩着他的生命最后历程的则是贫穷。

现今有句时髦话：贫穷不是罪恶。然而“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世俗社会中，对待穷人如同躲避瘟疫一样的人大有人在。由于科场冤狱，上下打点，家底已空，连年以来，丧事又接二连三，兼之书画市场不景气，一家数口是难以维持生计的。伯虎的朋友钱仁夫有《和唐解元咏破衣》，中有句云：

缝纫细了反成好，绽裂多些转觉宽。

冒雨披风那便坏，捉襟露肘任教寒。

衣上补丁密，反是好事；裂口多，倒觉宽大，这当然是朋友之间阿Q式的安慰之词，但也于此可见伯虎鹑衣百结的贫窘之状。

不仅衣不能御寒，而且食不能果腹，有时十天半月都不能吃上一顿肉，只能吃些瓜菜，“萧条若僧”，唐伯虎为此写了“大白话”《爱菜词》：

我爱菜！我爱菜！傲珍馐，欺鼎鼐。多吃也无妨，少吃也无奈。……我爱菜，人爱肉。肉多不入贤人腹。厨中有碗黄粥，三生自有清闲福。

菜和肉当然各有各的营养和滋味，只爱吃菜而不爱吃肉也是某种人的饮食偏好，但穷得吃不上肉的寒士这样片面而狂热地鼓吹吃菜则未免有点滑稽可笑，也有点凄凉可怜。

也许是生性倔强，也许是真的掌握了高明的禅学，唐伯虎不屈的灵魂和人生观不容许他失去生活的乐趣。只有到晚年，他才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了苏东坡。以往，他只是佩服东坡的学问，崇拜东坡的才华，向往东坡的风流，他甚至追踪东坡先生的遗迹，泛舟赤壁，醉酒黄州，去体验那种神秘的梦境。然而直到现在，他才理解东坡人格的最动人处。东坡一生屡遭贬谪，由黄州而惠州而儋州，流窜蛮荒雾瘴之地，身历九死一生之险，而能享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豁达安适的春睡（苏轼《纵笔》），而能感受“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食荔枝》）的充满感激的禅悦，这就是东坡伟大人格的闪光！于是，伯虎觉得自己与东坡先生息息相通，他精描细画了一幅东坡造像，上面题诗是：

乌台十卷青蝇案，炎海三千白发臣。

人尽不堪公转乐，满头明月脱纱巾。

朋友们见了，称赞伯虎的画画出了东坡精神，诗也写出了东坡的精神，不愧为异代知己。至于他自己的生活，他有《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以纪其实，这八首诗都写得极好，充满了东坡式的禅悦，兹录四首于下：

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

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

抱膝腾腾一卷书，衣无重褚食无鱼。

旁人笑我谋生拙，拙在谋生乐有余。

白板门扉红槿篱，比邻鹅鸭对妻儿。

天然兴趣难摹写，三日无烟不觉饥。

领解皇都第一名，猖披归卧旧茅衡。

立锥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

诗中记叙了自己艰苦的生活，十朝风雨，无人问市，三日无烟，有口告饥；也描摹了那种清贫的天然之趣，谋生虽拙，却自食其力，居处虽陋，而妻儿和睦；更抒发了从事艺术创作的万丈豪情，胸中块垒，笔下江山，孜孜不倦，生机勃勃！他还画了一幅《煮茶图》，上面题道：“束书杯茶，氍毹就地，吾事毕矣。不忆世间有黄尘汗衣，朱门臭酒也。”一个人当他的物质欲求低于客观条件及周围环境所能给予时，客观条件及周围环境其奈他何！他就能够产生一种刚强不屈的清高的精神力量。

晚年，在书画生意清淡的时候，在“束书杯茶”之余，唐伯虎精研诗法，他认为“诗有三法，章、句、字也”。谋章要求做到“气韵宏壮”“意思精到”“词旨高古”。造句时描摹事物一定要能传神，要与所写事物相似；炼句要像制药一样，一定要求精；剪裁句子要像裁缝衣裳一样，一定要合体。至于用字，则“妆点之如舞人，润色之如画工，变化之如神仙”。他认为，做到这些，“为诗之法尽矣”。所以他在读诗时，“列章法于其题下，又摘其句，以句法字法标之”，写成《作诗三法》一书。可惜这本书已经失传，我们只能从《唐伯虎全集》中《作诗三法序》中知其大略。看来，伯虎的观点与当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是不尽相同的。应该肯定，伯虎对于古代诗论是有贡献的。

嘉靖二年（1524）十二月二日，贫病交加的唐伯虎很快衰弱下去，呼吸艰涩。年龄才十二三岁的小女、弟弟子重抱着继子和亲家王宠流着泪，在床边守候着他。在回光返照之际，伯虎写下了这么一首“绝笔诗”：

一日兼作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

他年新识如相问，只当飘流在异乡。

他喃喃低语，似吟似诵，脸上也好像带着一丝微笑，声音渐渐停息了，唐伯虎终于走完了他那沉重而艰涩的人生道路，这年他才五十四岁。也许是感到离自己的诗文中常常计算的“人生七十”还差得很远，他以狂补之，一日作两日，算来已过百年，现在要飘流到一个神秘的异乡去了。自己是不会死的，不会离开朋友和亲人的。

由尘世的标准来看，唐伯虎的一生相当坎坷不幸。然而，正如同孔子评价为信念而饿死的伯夷叔齐：“他们求仁而得仁，为什么要后悔呢？”伯虎求狂而得狂，也许他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理撒手尘寰的。

一个人的才智、际遇和成就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谜。抛开伯虎对自己一生是如何总结的不论，他的朋友与后人就普遍认为唐伯虎的一生是一个失败：他才华过人，资质天赋，想平步青云，泽及于民，但又落到并始终生活在市民社会；想“为一家学”，立言垂世，但又有始无终；最后致力于书画及诗词创作，论者又大多有微词，连好友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中也说“不及精谛”。枝山说：

气化英灵，大略数百岁一发钟于人，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

依照他们的观点，造物主数百年才将英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伯虎就是这样难得的天才。现在天才没有完成应有的成就就谢世了，令人何等悲痛啊！对于这种“悲天悯人”之论我不敢苟同，对于才智、际遇及成就谜一样的三角关系，考之历代名人，我至今都感觉糊涂和迷惘。我却以为，这些论者的前提，亦即依唐伯虎的天分原本应有更高的成就，是值得怀疑的。我倒是赞同邵毅平先生的见解：

如果唐寅没有牵入科场案，而是顺顺当当地中了会元，做到三公六卿；如果他发愤著书，成为明代有名的学者；如果他更为认真地作诗作画，使他的诗画达到更高的水平，那么，他的一生难道会比他实际所过的更有价值吗？未必。唐寅的一生的主要意义，在于他敢于坦率地追求一种更为自由、更为真诚的生活。他已经达到了封建时代中只有很少数知识分子才能达到的精神高度。至于他的功名是否大，著作是否多，诗画是否工，那都是次要的问题。

（《十大文学畸人·唐寅》）

唐伯虎死了，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代士人对自由的狂热向往，留下了他灵魂的欢欣和心智的乐趣，这都是其文章书画不可比拟的宝藏。

由于王宠是伯虎的儿女亲家，就将伯虎葬在横塘王家村，这也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介绍的明末雷起剑在荒烟野水间所见之墓。至于桃花庵的墓以及魁星阁，恐怕都是后人附会而修建的了。依照子重的安排，兆民过继给伯虎，以后，兆民生子昌祚，昌祚生子应祥，应祥生子宜端，宜端生允锡、允钦、允铨，允锡生道济，早卒。以后唐氏的支庶就无可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