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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沧海遗珠 在牛李之间（第5页）

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把农民陈胜列为诸侯，把失败的项羽列在专写皇帝的本纪中，并且是汉代第一篇文字：“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钟惺《葛氏〈史记〉》卷七）

在李商隐眼中，李德裕是失败的英雄，李党和牛党相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也要追随李德裕。

李德裕的下台，与宣宗的好恶（看见他就发抖）、宦官的专政有关，封建专制体制下，大政治家的悲哀，再以李广为例、以岳飞为例，小重山，失败的英雄！李商隐读懂了李德裕，并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天庭识雷怒！千载之下，我们又能读懂李商隐吗？

23．追随郑亚征南

追随郑亚征南，这是令狐绹最不能容忍李商隐的一件事，这也是李商隐从政生涯画上句号的一件事。

在李德裕遭贬的同时，李德裕的追随者也遭贬斥。其中，李德裕的亲信、给事中郑亚被贬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

李德裕在822年为浙西观察使时，郑亚为其从事。浙西观察使在浙西润州（今江苏镇江），李德裕和郑亚共同度过了八年时间。直到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八月，李入朝为兵部侍郎止。唐代观察使府的从事包括副使、支使、判官、掌书记、巡官、衙推、随军、要籍、进奏官等，执掌各不同。开成五年（840年），李德裕回朝拜相。第二年郑亚才调回京任监察御史，累迁刑部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数年间从正八品上阶升到正五品上阶。此外，郑亚还兼任过史馆修撰的职务，参加过《唐敬宗实录》的撰写。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十一月，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安抚党项六镇及百姓。后来又同李绅一起修撰《宪宗实录》。李德裕任御史中丞，郑亚任监察御史。李回强干有吏才，遇事通敏。李绅由淮南入相，对郑亚也颇照顾。还有一个宰相李让夷，也是李德裕一手提拔的。

郑亚是李商隐的同乡，河南荥阳人。三月七日，李商隐随郑亚南下。行前，他代郑亚给李德裕写信，作《为荥阳公上李太尉状》。

大中元年春天，李德裕亲信郑亚赴桂林，李商隐随行。沿途经过四皓庙，庙里供奉着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这四皓。李商隐想起四皓的《紫芝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他有感于李德裕有功见弃，作了《四皓庙》：“本为留侯慕赤松，汉庭方识紫芝翁。萧何只解追韩信，岂得虚当第一功。”张良本已功成身退，他却让吕后认识了四位老人，由此使太子能够坐稳。至于那个追回韩信的萧何，岂能封作第一功臣？

李商隐又作了《海客》：“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大意是：海客乘着木筏到了星天，织女停下布机与他相见。她一点也不怕引起牛郎的嫉妒，把支机石送上一片，牵牛指令狐绹。

《博物志》说，天河与海相通，有住在海边的人，年年八月看见浮槎，来去不失期。于是乘槎而去，至一处，遥望宫中多织妇，一丈夫牵牛饮之。问：“此是何处？”曰：“严君平知之。”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时也。《荆楚岁时记》里说张骞奉命寻找河源，到了天河，见城郭如州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骞问曰：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支机石与骞俱还。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女。”

李商隐想到，杨朱泣歧路，虽然前途未卜，毕竟是陆地，尚可选择。而自己随舟南下，只有奔往险巇之途，不容半点选择的余地。于是作了《荆门西下》：

一夕南风一叶危，荆云回望夏云时。

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险巇。

骨肉书题安绝徼，蕙兰蹊径失佳期。

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

或可译为：

小舟颠簸向南江风连夜不停，

荆门翘首夏口之云难以辨清。

人生半世怎能轻视亲友别离，

天意难违岂可忌讳险峻不行？

家人来信嘱咐安心供职边塞，

时常想起故园美好蕙兰小径。

前面就是洞庭湖水波涛汹涌，

反而羡慕古人杨朱歧路相逢。

六朝时梁代文人江淹在《别赋》中曾经凄然叹息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确，生离死别是人生最痛苦的事。

在令狐绹看来，李商隐追随外贬的李德裕骨干郑亚，走得很决绝，这是其死心塌地依附李党，且无视牛党的震怒报复。令狐绹从湖州给李商隐写信，指责他追随郑亚南下。李商隐写了“天怒识雷霆”（《酬令狐郎中见寄》）。岭南多雷，而令狐绹的震怒，如同天雷一般。辩解自己“补羸贪紫桂”，意思是：我这样做，只不过是家境贫寒，贪图这里的薪水收入多一点而已。令狐绹自然不能原谅。

李商隐追随郑亚，自然是经过慎重反复考虑的。他在《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中称颂李德裕“以大手笔，居第一功”，有“廊庙之器”“师表之姿”，赞他“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并叮嘱后人说：“繄尔来者，景山仰之。”

太子丹及高渐离等穿着白色丧服，送荆轲于易水。高渐离击筑，荆轲应声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刺秦王，自然以失败告终。司马迁向董仲舒请教过故事的经过，董仲舒曾亲听当时在场用药囊投击荆轲的夏无且详细讲述整个事件的经过。

荆轲义无反顾，千古读来，如见其人，如见其肝胆。项羽和荆轲都是失败的英雄。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荆轲的悲哀，亦是诸葛亮的悲哀。三国时期，有人劝不可伐魏，诸葛亮不听。

这也是孔子的悲哀。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十四年奔走列国，主张始终不为所用。孔子咏叹《何草不黄》，“甚矣，吾衰矣，不复梦见周公”，正是不顾肉体疲累，追求理想境界的努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开千古英雄末路之悲的先河。每个伟大的心灵都有一点孔子的因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是在肉体与精神的冲突下才得以凸显的。如果按照肉体原则和生物本能的要求，趋利避害是合情合理的。

人的自由意志存在着两可性，在自然律和道德律之间存在着做出选择的可能性空间。正是这种可违反性，映现出遵循者的可贵。因为只有人才面临着两可性，即在一生中都不可能逃避究竟是拯救还是沉沦的抉择。这是人所特有的处境。

苏格拉底被关在监狱里，他的学生柏拉图等试图帮助他逃走，他拒绝了，选择了慷慨赴死。项羽不肯过江，明明有船，不肯过去，此岸即是彼岸。杀身成仁，苏格拉底做到了，项羽和荆轲也做到了。